达尔:达兰萨拉纪事
*?php if ($show_messages):print $messages; endif;?*/> 回顾这漫长的半个世纪,我们很少谈及少数民族的事,尽管他们数量悬殊,地居边缘,但却无一幸免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汉民族的历史漩涡中。在一个连同党都不能相容的毛及中共,从错误的意识形态实践到专权利益集团暴政的折腾下,几代汉人至今沧桑未尽。终于我们从被专制扭曲的崎形中走出,来到另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
(一) 佛教的呈祥
汉、藏民族有着明显的历史特征和地理界别,这是国家合理的成因和自然的缘起。华夏儿女千百年来不断祭拜皇帝故里为自己祈福,藏民称自己是神化的弥猴与罗刹女的后代,自古生活在雪域高原,(曾包括如今的克什米尔和不丹国等)。是一个至少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民族。汉语中以图博和吐番国称之。自本教之后千余年来,长期保持了单一民族敬畏神灵、皈依三宝(佛、法、僧)以开发人的内在本智为光明,以利益众生为功德的发展道路。每家每户以最优秀的子女献身佛事,人众已超脱了自然和社会而进入一种‘道德情状’,为了应付世俗仅有少得远不足以防御的军队。是佛的慈悲,使藏人失去了昔日强悍的辉煌。这和当今世界追求武力、物质强大的主流文明相比,他们是弥足珍贵的“弱者”!
我们所经达兰萨拉和新德里的藏民区,处处可见到雪山狮子旗、经幡、转经轮,所有店铺(包括印度店主)都把达赖喇嘛的像精心地布置在主位并辅以各种唐卡,如影随形地象征着这个民族。这一切无关政治,更不属于反动!
3月9日在大昭寺举行的金刚法会盛大而隆重,一清早僧侣、民众和穿校服的学生们已秩序井然进场就地入座了。以释迦牟尼佛座为中心,侧旁达赖喇嘛、大宝法王、活佛、经师等高僧满座,齐整的经诵和低沉的法号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法会现场由大平板电视向广场转播。临近中午,有两口直径2米大锅煮出的含有干果的白米酥油饭和酥油热茶,经由僧侣之手递送至众人手中,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香味。两尊高大的护法神使法会进入高潮。五十九年前在罗布林卡夏宫,正是这在巨大仪式头饰里的两位神汉传达了神的话语:“只有如意珠宝达赖喇嘛秉政,才能给众生带来平安幸福。”此时十六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取代大扎法王担当起西藏命运的重任。
五九年的抗暴起议,有八万七千名藏民被打死,15%藏民被逮捕,实际上是一场弱者举世悲壮的、无望于生存的大逃亡。前后达十万的僧、俗、老弱妇孺与他们心中的法王一起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唯一可以宽慰的是,他们是在走向佛祖的源头……一个能忍受高原冰雪极限的民族与高耸年轻的喜玛拉雅山一样坚强刚毅。他们从穷困潦倒奄奄一息开始,自强不息地在流亡社区建起了两百余座寺院,拥有一万五千多名僧伲。在尊者达赖喇嘛倡导下把不同教派及其成果做为共同的财富,互相交流拓宽了修行的视野,完整了佛教的智慧。五十年的努力培养的多让(本科)措让(硕士)已普及到每个流亡社区,拉让(博士)已达两千多人。至1995年已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890余座寺院和西藏佛教中心。我们遇到了几位能讲汉语从青海逃亡来的僧人(年幼者当时只有十四岁)。个个都诉说了身边遇害的同胞和上师。其中有一位来自印度南部哲蚌寺(有五千僧人),在修持了二十三年后,正信心十足地升入了上达兰萨拉的辨经院。藏传佛教以其流亡社区为中心吸引了来自西藏本土、蒙古、不丹、拉达克甚至欧美等地的学者和学生,由此藏民占70%地处印度北部边垂的上达兰萨拉已以文化教育、佛教旅游为其主要产业,甚至还可见到身穿袈裟的洋尼姑。
达赖喇嘛视自己为一位流亡他乡的西藏人,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僧人。他把博爱高于一切,他的弘法包含了所有宗教的精华,无论美国还是纽西兰所到之处总是人满为患,拜听的人数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却很少为中共阴影下自我封闭的华人所知。达赖喇嘛的人格魅力、思想威望是梳头弹唱、当众流泪、见到一面藏旗就走边门旁道、听到一声抗议会走错门路的总书记、委员长们所无法企及的。
3月8日的宗教领袖会议上,达赖喇嘛又指出佛教要展我们内在的道德文化,跟上现代技术的国际步伐。相较从1958年开始毁坏了六千多处寺庙,使几十万西藏宗教界饱学之士不是死于战火就是饿毙于劳改营。强迫大批僧尼还俗、二十多年来几乎不闻佛法声音,密宗上师在西藏境内几乎绝迹、批斗第十世班禅达喇嘛,诱惑其结婚生子。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及其双亲被绑架失踪至今已达十二年。工作组进驻寺院、派发“活佛上岗证”……;内地治下的假佛伪僧庇护着贪官污吏的心灵安宁,祈祷中共干部们官运亨通,买金、近色、得奖,最近中共在无锡投资十六亿建造的无锡灵山梵宫,这究竟是为佛还是为魔?金钱魔鬼能打造佛陀吗?
在矛盾百出,生态恶化,物欲横流,经济触礁的当下,保存和延续西藏文化是世界进步之必须,是人类文明的需要。
如果我们自然地想把西藏视为不可缺或的一部份,怎么可以把国之魄宝排拒在外?
如果我们真心地要把藏人作为民族大家庭中一员,怎么可以剥夺他们的民族之魂?
(二)民主中重生
1950年达赖喇嘛在法王地位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大赦众生,西藏的监狱空了。自此无论贵族、农民、牧人、僧你、乞丐平等地分享观世音菩萨化身的慈悲。1952年他就成立了“列居列空”即改革委员会,详细讨论了如何在西藏建立民主制,因中共的侵占和干挠,失去了自我完善的可能。
在西藏的佛教生活中,僧人与其上师只是分工上的不同,并无地位上的差别,在世的活佛全靠自己的努力,转世的活佛都出自普通甚至贫穷人家,社会已具备了民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基础。1960年在流亡印度一周年纪念日,正式宣布实施民主制度,取消所有的封爵,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民众议会。1963年颁布了民主宪法规定人民拥有言论、信仰、集会的自由。达赖喇嘛还主动加入了只要三分之二票通过可以解除其所有职务的条款。在33个国家的流亡藏人通过人手一票的民主程序产生了第十一届议会,流亡政府有人民议会、最高司法机构、最高行政机构三权分离的方式组成。各部门主管由民选产生。审计、公务员考核、选举委员会都是独立运作的部门。流亡社区建立起各种民间组织,有了活跃的公民社会。中青年藏人大都出生在印度,是在民主氛围中长大的,思想活跃,他们对境内外六百万藏民族的发展与前途有着自己深层的思考。
拥有一万四千多名会员曾组织过绝食抗议的青年会书记告诉我们,最高权力属代表大会,我们都非常尊重达赖喇嘛和他的中间道路,不可能反对他。但他们无法相信中国政府,担忧在谈判中对历史事实的迁就,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如果达赖喇嘛不在了,或这条道路失败了就一定会有改变。我们并没有反对中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为弱者起正义本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旨。当年红军长征在东部藏区时曾建立过一个西藏人的政府,并把1936年改为“博巴(藏民的自称)人民共和国”元年,与红军订立过永远的盟好,无条件地为红军供应了军粮和马草。这不竟使我们联想起中共历史上还曾有过的台独主张以及在抗日救亡时也不肯放松对民主的“启蒙”。文革中的毛还发表过支持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得金的政治声明,从而使毛泽东这三个字更流光溢彩,响入云霄。
回顾中共在北方领土上是十足的卖国,对于江总书记在苏签署边界条约如此重大的国事,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事前有过授权?事后有过讨论追认吗?中共在抗日民族战争中是狡诈的汉奸,他们利用了民族危机还从内心感谢日寇的入侵,不仅在夺权的内战中,更在占领后的“镇反运动”中,对抗日将士国民党员毫不留情地大开杀戒,多种信息渠道披露,51年初至52年5月至少有300万人被处决,其中国军将领达到109名。
中共把达赖喇嘛打成分裂主义者,是十足的专制统治者的反动逻辑。其实质是中共统治集团为了坚持自身利益,剥夺汉藏民族团结、和谐的历史机遇,不惜以人民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挑起民族间的仇恨和分裂。任何民族都有其精神和自尊而且永远不乏自己的英雄和信仰殉道者。这是世代相传颠扑不灭的。一个民族要回归自己的家园,要保存自己的宗教文化,一个民族反对被殖民化要保护自己的资源和环境,一个民族要摆脱大汉族沙文主义的侵害,一个民族要抗拒对和平表达的屠杀,何罪有之?这是正当人权的基本构成。
智者达赖喇嘛在3月11日接见中国民运代表团时说:“中共对西藏和新疆的做法是民族分裂,我们应把分裂的人用围墙分隔开。”“汉藏民族要从Cl哦Close——Union——Trust。”他要求藏人主动接近汉人交朋友。他还说:“汉藏团结,西藏留在中国,藏人对经济学习的程度并不是那么差,而腐败是没有善心不懂因果”。确实如此,我们此行对印度饮食非常不习惯,但在藏人的餐馆却可以找到麻辣豆腐、鱼香肉丝、MOMO即水饺、煎饺。凡商店、藏人的更为清洁、正规。我们在下达兰萨拉参观时所见精心打造的第二个‘罗布林卡’庭院已成为印度的一大景观。达赖喇嘛指出:保护台湾的民主是全世界的需要。他还表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去努力。《零八宪章》第二天,我就表示支持,这是公正的、正义的,是我们道义上的支持。”
可以这样认为:在专制愚昧的逼迫下,民主的意识能启迪一个民族自决的觉悟,民主化的实践将赋予一个民族自治以幸福。
西藏民族的灵魂已经过民主的洗礼,中共现行的专制暴政还会有生命力吗?西藏的自治、达赖喇嘛的回归将成为中国大陆民主化的第一道曙光,这也是对汉民族真诚的双重加持!
(三)主权与人权
3月10日西藏自由抗暴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开幕仪式上,藏族青少年的歌舞迎宾表演,歌声唱出了一个苦难民族内心的真情,舞姿展示了一个坚韧民族未来的光明。伴随着凄美的音乐惊现了高原雪莲般的清新高雅。文化艺术因真正源于民族、属于人民而纯正完美,她是专制党性文化的天敌。
在全体与会者面向神龛颂唱了“赞美佛祖”之后,西藏议会在报告中公布了最可靠的数据,从去年3月份至今至少已有219名藏人遇难,6705名藏人遭关押,1294人受伤,286名藏人遭到不同刑期的判决。在谈到2009年以来中共调派大量军警入藏加强各种严打整治活动时,发言人强调了达赖喇嘛在藏历土年新年祝辞中的希望:“藏汉两个民族不交恶反目是最重大问题。”并再次重复国会已有的决议:未来我们开展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要在和平非暴力框架下进行,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藏民没有什么秘密,从政府办公室到民间组织乃至“西藏之声”电台的播音室未见有什么警卫、保安,可以自由地拍照、访问。纪念集会的后半部分是欢迎华人与会者,我们被授于哈达,成为主席台的中心。面对上下左右历经五十年艰险痛苦而今在民主中重生的僧俗藏胞,此时此刻任何一个有善心、良知的汉人是无法在这张椅子上舒坦的。与在大会发言的潘晴一样:“我深深地为曾经身受异族侵害之苦的汉民族却把罪恶强加于另一个苦难的民族而感到无地自容。”这阵阵理解的掌声,那声声宽厚的道谢,你会终身难忘。
在中共以武力和欺骗为手段,号称民族自治的五十年殖民统治下,造成一百二十万藏民迫害致死,十三万流亡在外,百分之五十的居民和地区被分辖于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省下属的自治地区。1979年至1996年逃亡到印度的三万人中有九千名僧侣和七千六百名少年。2000年为2660人,其中僧侣642人,妇女507人,未成年青少年900人。每条逃生之路要翻越高原海拔的无人区,要躲避边防的驻军,历时三至四个月。1959年6月有一批出发时4000人抵达的幸运者仅125人。藏民族已被边缘化,藏传佛教基本被毁,藏文日渐被废弃……。
作为在中共专权统治下有直接生活经验的华人,我们完全相信达赖喇嘛和临时政府一再表达的谈判诚意。从三十年来的改革中,我们更认为西藏开发的政、经利益并不真正属于广大汉藏人民。西藏的特殊在于他从未丧失主权地和中国有过自主愿望的联合,却从无法律意义上的合并,无论中文、藏文都不曾有过此种实体的名称。[对此世界法学组织和历史学家们曾组织过多次国际研讨会,公报均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至少(或者说尤其是)1911年之后。]
事实上如果没有西藏的信守,在中国从清末到民国、从抗战到内战的百余年间,完全可以做到像外蒙那样的独立。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当时的达赖喇嘛政府也没有去就座曾正式留给西藏独立国家的席位。西藏的特殊比之台湾、香港更具历史的深厚与现实的宽广。
达赖喇嘛长年爬山涉水,足迹遍步印度、尼泊尔等五十多个难民营并建立起一百○四所学校,十四处老人之家。我们所带去的四十五公斤衣物全部为难民们自取。我们所参观的学校建在一块最大的平地上,校舍也是当地最好的建筑和设施。我们与香港代表向这所学校捐赠540美元。日本代表向儿童村送去了带来的文具。流亡藏区前后派出两千多名海外留学生,流亡藏人基本上没有文盲,而境内的藏区文盲达75%。辛勤的尊者倾其所有在2005年到2008年流亡政府的预算中,个人捐款达5180万卢比。而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祖国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中,一小撮统治阶层却公然充斥着无法调查的违宪、贪污、渎职、重婚罪犯。达赖喇嘛在2008年8月指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是道德与信仰的重建问题,他今后将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推动,这是他最愿意做的。”达赖喇嘛有一个宿愿,有一天能在天安门为全体人民做一次最高等级的金刚灌顶法会。
及止我们离开,达兰萨拉街头上张贴的标语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内争取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藏民的自决仅限于要求宪法所赋予的自治和平等。而所有经历过中共迫害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六.四”民主运动、“法轮功”修炼团体、失地的农民、司法不公的冤民、强制拆迁的访民、自由言论者、民主建党者,甚至被迫自卫而犯法者……他们所要求的都没有超出过宪法所赋予的应有权利。——专制无祖国!
合法者要长期向非法者低头,善良的多数要向卑劣的少数让路,已同为汉、藏民族的灾难和悲哀,一党专制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当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所得到的不是一个民主的政体时,当一个专制制度的主权扩张到他所企及的疆界时,主权与人权就会发生变异和对立。与国家的概念一党之私利相比,各民族人民的福祉永远是无法谦让的第一本位。
专制无祖国,当今时代文明的主流是人民有权享有民主的管治,无国家民族之分。民主宪政是追求民族利益的最好方法,联邦共和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最好道路。
我以为:汉藏民族今天的团结奋斗,正在催生着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能以一药治百病者当数圣者达赖喇嘛。
后记:作者愿以此文赠给在3月13日公开信上签署的纽西兰28个华人社团领袖及其成员们,同时也献给已收到了这封公开信的新西兰国会议员、市长和媒体们。
(达尔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本文来源:博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