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西藏自由抗暴四十三周年纪念日，我始终认为现在和未来比过去更重要。自去年发生9．11事件以来，全世界对恐怖主义制造的暴力行为感到焦虑，许多国家的政府，在紧急合作以对付危机方面达成共识，并确定了许多的措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提出任何从长远的角度、俱全局性地解决问题之根源的方法或途径。

我认为消除恐怖主义根源的深刻而具长远意义之最佳途径，是透过非暴力以及彼此以和谈解决问题。国际社会有责任对一切致力于舍弃暴力、转向和平的运动给予有效而强有力的支持。否则一方面指责由于愤怒和绝望而采取极端暴力的行为，另一方面却对保持克制和坚持和谈解决问题的努力抱着轻蔑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必须从过去吸取教训，回顾二十世纪，人类所经历的巨大劫难，其根源都是由于人类盛行通过暴力解决彼此纠纷和矛盾的恶习，因此我们要努力使二十一世纪成为和谈的世纪，通过和谈来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

人类社会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不同的利益，而现实又是我们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相互依存，因而当个人、社会、国家之间出现观点或利益冲突时，最好的方法是团结以及运用人类的智慧通过和谈寻求解决，要深入研究、建立和宏扬通过非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而且为此而支出的费用应不少于军事开支。

再说与目前政治情势有关的西藏之严峻形势，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中国政府继续在西藏严重践踏以宗教信仰自由为主的基本人权，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西藏的藏人一年比一年多。去年夏天，在西藏东部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几千名藏人和华人僧尼被赶出寺院，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在西藏的镇压范围和惨烈已到何种程度，同时也表明在西藏的藏人已丧失维护和宏扬表现本民族特性之宗教和文化之权利的现状。

在西藏发生的践踏人权之行为中，有许多是由于相互敌视和缺乏信任，以及不了解西藏宗教与文化之真实情况而造成。我经常强调，做为中国领导人，深刻了解和尊重以藏传佛教为基础之西藏文化和社会文明是极为重要的。我是完全赞同邓小平所强调的「实事求是」原则，西藏人民必须承认和记住中国统治下西藏所获得的进步和发展，同样中国领导人也要了解和承认过去五十余年对西藏带来的巨大苦难和破坏。对此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4日在日喀则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明确地做出总结说：中国政府在统治西藏期间，西藏人民遭受的损害大于所得到的利益。

西藏的佛教文化教导藏人要舍弃怨恨；要以慈悲、容忍与尊重的心理对待一切众生。由于这种思想确实可以使人类在每天的生活中获益，因此我们希望保护这种文化。然而遗憾的是，西藏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正在面临灭绝的危险。

在西藏，中国政府规划的大部分建设项目，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迁移西藏，从而以人口因素迫使西藏人无法动弹。同时让西藏人自然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当中。

这点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虽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做了很大的改革，但对西藏的政策却继续由极左份子把持和主导中可见一斑。中国做为一个具灿烂文明的强国，这样的政策不仅是极不相宜，而且也背离了二十一世纪人类思想的发展潮流。

当今世界的发展方向是宽容、自由、民主与尊重人权。不管中国的幅员如何辽阔，国家如何强大，做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迟早都要顺应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正如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未来的变化只会越来越快。作为一个佛教比丘，本人极为关心和期望约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之变化，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如果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不仅会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处于血腥恐怖之中，而且也将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本人一直感念并强烈期盼：华人兄弟姊妹们能够享有自由、民主、和平与富裕的生活。

未来中国的变化，能否给西藏带来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是否成为大家所信任和创造公益、推动和平，以及能够主导国际社会的国家。这要取决以中国是通过领土、人口、军队以及经济力量去追求大国的地位呢，还是通过人类之普遍价值观和行为赢得一个伟大而光荣之国家的地位。

有关中国如何做出选择和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具很大的影响，因此我坚持认为一定要使中国成为世界民主国家的成员，而不应该对中国采取遏止和孤立的政策。遏止和孤立政策不仅不符合道德，而且从政治情势而言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国家社会应承担起责任，基于道义与中国进行接触。

我真诚期望中国领导人以勇气、智慧和远见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西藏问题通过和谈获得圆满解决，不仅使中国在新时代获得发展的良好环境；而且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同时在台湾人民心中也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也有益于中印之间在信任和坦诚的基础上改善关系。

变化的时代也是充满机遇的年代，我坚信中藏和谈的时机一定会来临-----因为不管是中国和西藏都没有其他的选择。目前西藏的现状，即不能克服西藏人民的困难，也无助于中国的统一和稳定，或迟或早，中国领导人都必须要面对现实。我在任何时候都会秉持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只要中国方面对此做出善意的反应，我已经任命的和谈代表可以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随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和谈。

对西藏问题，我的立场的极为明确的，如我多次强调的那样，我并不寻求西藏独立，我追求的是名副其实的自治。为了西藏人民自身的发展，需要保护其特殊宗教、文化、语言文字以及生活习惯等，为此，西藏人民必须拥有自治的权利，拥有可以自由地建设和发展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机会和权利。

在流亡社会，我们继续致力于使民主制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去年三月，我向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们强调，未来的内阁首席部长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去年八月，桑东仁波且以百分之八十四的得票率，当选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由流亡藏人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这使流亡社会中不断发展的民主制度迈出了一大步。我希望未来的西藏也能够产生一个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

借此机会，我们对所有继续支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争取自由的个人和政府工作人员、议会以及非政府组织表示由衷的感谢。令人鼓舞的是，目前在各初级或高等院校以及宗教、艺术、商业等社会团体和广大民众当中，了解西藏问题以及同情我们事业者越来越多。同时我们与华人佛教徒，以及在国外或台湾的广大华人之间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同情和支持我们事业的华人兄弟越来越多，这特别令我们感到鼓舞和振奋。我藉此机会向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做出重大牺牲的中国兄弟姊妹，表示由衷的赞赏和祝福。此外，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给西藏人民提供了巨大善缘和支持，对此，我代表西藏人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国际社会，支持西藏问题的正在日益增多，这即表现了人类与生俱有的对处于苦难中的人民予悲怜和同情的特性，同时也表明了人类社会普遍热爱真理和正义之事业的事实。我希望各国政府和议会以及朋友们，对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继续给予更加广泛深入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要向为了西藏的自由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并祈祷我们的人民能早日摆脱苦难。

达赖喇嘛
第十七个胜生之水马年一月二十七日
西元二零零二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