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班旦加措诞生在一个富裕的藏族家庭。父亲是地主，虔信佛教。班旦11岁时剃发为僧，在帕南的嘎东寺出家。后来进入拉萨附近的哲蚌寺的洛色林佛学院进修，接受了全盘正规的佛教义理教育，师从印度高僧仁曾丹巴大师。1959年3月，达赖喇嘛被迫流亡，西藏人民抗暴失败，中共开始大批逮捕康巴战士和平民，并将大量僧侣下狱。班旦因拒绝出卖师长，被捕入狱，判刑七年。他因忍受不了酷刑和饥饿而逃跑，逮捕后加刑八年。15年刑满后，又留场就业十年。1983他终获自由。三个月后，因张贴主张西藏独立的大字报，他再度被判刑八年。1992年，班旦在度过了33年牢狱生涯被释放之后，逃往印度。他以劳改营的幸存者的身份，现身说法，向世界指控中共政权的反人类、以及宗教和种族迫害的罪行。班旦喇嘛现定居达兰萨拉。今年3月间班旦到华盛顿参加“国际声援西藏

运动”十五周年纪念庆祝会，本刊对他进行采访，仁青塔西担任翻译。

问：你出身于富裕家庭，父亲是地主，跟班禅喇嘛的父母亲又是邻居，按书中的描写，共产党来之前，西藏的乡村生活悠闲有趣，你童年时代接触过贫穷的农民和牧民吗？他们的生活如何？

答：我家在拉萨和日喀则之间的山谷中。小时候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们玩，他们家比较穷，看见他们的房子和厨房的灶都比我家简陋得多。西藏历来是个不平等的封建社会，有穷有富，我曾经去过藏南穷困的地区。不过在“旧社会”中，并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事情。而共产党来了以后，五十年代进行土改，一般人的生活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实行公社制之后饿死很多人（书中提到连在八十年代还有饥荒的情况）。

以前人们生活自由自在，牧区比农区富有，但是农民有办法赚外快。早期，每次的法会，总有农民去帮忙，完了男人可以得到十八块大洋，女人十二块大洋。也有人到印度做生意，来回跑。

问：以前有钱人家作兴至少送一个男孩子去当喇嘛，这是小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机会，你家如何？

答：我十一岁时出家，还有个弟弟也当了喇嘛。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都会读书写字，也学过梵文。有钱人家一般聘请喇嘛（或普通人）当家庭教师。有钱人送孩子进庙要送很多“见面礼”，穷人家孩子去当和尚不用交钱。

问：你的祖母认为你是个高僧转世的。你信转世轮回吗？相信自己下辈子会变成什么？

答：我信奉佛教，自然相信转世轮回，我相信下辈子又会转世成为一个喇嘛。

问：回顾你一生的苦难经历，这和佛家一般说的生老病死相去甚远，你个人和西藏人民所受到的痛苦是人为的和制度性的残忍所导致的。你怎么从宗教和哲学上来解释？

答：人生的痛苦有两种：一种是普遍性的，人生在世，人人都要面对的生老病死，属于这一类。 另一种是突发性的，这是人为导致的，非常规性的。像中共不断地发动各种运动，为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中的痛苦”，是突发性痛苦所带来的结果。

问：藏人是大自然的子民，单纯而朴实，为什么遭受到这种灾难？

答：从佛教观点来说，不论民族、人类还是个人的命运都和因果轮回有关，因此要积善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是短暂的。积的“因”有时候累集了几百年才见“果”，而不是一代代就因因相报了。我相信西藏人民有一天会过好日子的。现在我当喇嘛积善德，而我以前受的苦可能是因为积了恶德。

问:佛教中的四戒:不杀生、不偷、不谎、守独身。监狱中很多以前的僧侣都自杀了，你也曾经想过走这条路，这算不算违反教义？

答：佛教里说自杀是最大的罪过，因为生命是最珍贵的，不可杀生，轻生更不好。在中国人的监狱中，每个人必须出卖、检举别人，这是出家人不可作的。有些僧侣在狱中自杀，这固然违反教义，但是却也避免了出卖他人。有些人神经脆弱，受不了折磨，而走上此路。

问：你在狱中的三十三年，经历了饥饿、禁闭、半年手铐、两年脚镣、吊梁毒打、电棒捅进嘴里。什么是你最痛苦的经验？

答：出卖和揭发别人最折磨我。党要大家表忠诚，要求每个人检举他人，这就造成有些人对难友上线上纲的指控，和子虚乌有的诬陷。我最怕这种批斗和奖惩大会，说了假话害人，不说假话害己。但是一开始害人，害了一个，就会再去害一百个，精神就堕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个人的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伤了（如果不死）还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溃，就永远失落了。

问：你恨不恨中国人？

答：西藏发生的悲剧，是制度造成的。汉人也有好的，我也遇见一些有同情心的监狱管理人。大饥荒的年代，有一个专门给军营送水的年轻汉人士兵，他有时给我一点吃食，让我免于饿死。他被调走时，我哭了。

最让人害怕的是监狱里的审问员， 但是连这种人里面也都有好人，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问： 你始终对中共的统治抱有深度的怀疑，认为只有当西藏成为独立的国家时，人民才能从痛苦和压迫中解脱出来。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你的看法不是和他的政治主张相左吗？

答：我的确主张西藏独立，但是这和达赖喇嘛的主张没有冲突。达赖喇嘛认为在一国的框架中，西藏应取得真正的自治，他把藏人能过幸福的生活这一点放在首位，如果这能够做到，独立也就不是必须追求的。但是中共政府往往是不能信任的，它的宗教和民族政策说变就变，至少以往的几十年是这样。我不了解汉民族的文化，只知道中共政府坏事作尽，瞄准西藏，就像一把拉满了的弓，西藏人一有动静，箭就应声而出。现在我们只能在无奈中寻求妥协，通过国际的监督和国际协议来解决西藏问题。

《雪山下的火焰》中文版问世

《雪山下的火焰》（Fire Under the Snow）原著为英语，是在中共牢狱度过33年漫长岁月的西藏喇嘛班旦加措的自传。作者出身富裕地主家庭，11岁出家，受过正规严密的佛教经院教育，师从印度高僧。 1958年中共逼迫达赖喇嘛逃亡之后，就大肆逮捕下狱平民和僧尼，并开始对西藏人进行洗脑。文革对西藏的毁灭性破坏，书中多有描写。本书由劳改基金会主任廖天琪执笔翻译，书中藏语的人名地名问题，得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仁青塔西的协助。

西藏问题是汉民族的十字架，本书是一本当代中国人必读的藏人血泪史。

《雪山下的火焰》班旦加措著/廖天琪译， 2003出版，300 页，定价$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