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曼罗兰凝望着夕阳暮色，顿觉心中灵光一闪，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性格面影忽然从心灵中一跃而出，恍若一轮红日跳出大海，他惊喜地立刻诉之笔端，象贝多芬忽来灵感立刻将一串旋律倾泻笔下。

当北明面临西藏苦难独自沉思时，她心中一定有过这样的灵光激射，一定产生过荆棘般燃烧的道义激情，催放出一串灿烂的思想花朵。这
本新著《藏土出中国》，带着思想的芬芳，在我们面前敞开，不正是那颗美好心灵开放的一丛鲜花么？

象乘着阿拉伯故事中那条神毯，我们伴着北明一夜间横跨太平洋飞临印度，又跟着他们一行，乔叟笔下快活香客似地谈谈笑笑，朝达兰萨
拉圣城一路悠悠而去。

从拥挤杂乱、乞丐成群、充满世俗色彩的印度首都新德里到喜马拉雅山上心思纯净、人人上进、充满灵的光环的达兰萨拉，我们跟着北明
灵动而含蓄的笔锋，不无感慨地进入比较文化学和比较人类学的思考。这是她此行的一个重要文化发现和强烈感触。她告诉我们，藏人
非常善良，藏人非常虔诚，藏人没有乞丐。她止住笔锋，只给我们讲一个个故事和见闻。她羁勒得好。艺术需要含蓄，没有羁勒就没有艺
术。

她那些故事和人物深含的文化意蕴是明显的：西藏民族的人生是真诚、纯纯的，没有仇恨、没有世俗气、没有虚伪、没有欺世盗名，从
领袖到平民，从老人到孩子，都有儿童一样的真纯心灵；他们有高度的自尊和人格意识，不肯伸手索求，没有乞求他人哀怜的习性，他们
没有贪鄙、自私、金钱欲望，他们是人间最富灵的气息的民族，这对高度物质化或被物质异化了的民族是一个强烈针砭。这一人类文化学
思考，在书中时而闪动，象奏鸣曲中的一个浓缩而有待扩展的母题（Motif）。

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上、与冰山雪莲、苍天雄鹰一同生活的西藏人民，是离上天和自然最近的民族。他们和下界那些没有思想信念、没有神
圣之物、没有灵魂家园、没有道义观念、只知权欲物欲、整日行尸走肉、胡吃海塞的俗辈们异趣异调。来到达兰萨拉的人们，越向山上
走，离物就越远，离灵就越近。

二、

让我们跟着北明的活泼笔锋，听着诗人杨志军的西藏之歌，睁开一双大眼，怀着虔敬心情，一路观赏奇异文化景象，与那个生活在灵界的
民族做心灵对话，从崇高的人类精神层面去领悟和热爱这个民族。


古人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浊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浊我足。”我们本来纯洁的心灵后来蒙尘太多，我们本来明澈的眼睛后来
变得浑浊，在登山去达兰萨拉前，我们需要先荡涤心灵的灰尘，纯化我们的眼睛，洗洁我们的尘缨。山上的兄弟姐妹们有着比我们纯洁得
多的心灵，我们不可把尘俗带上去。这是进山的第一个心灵律条。


在作者走上灵山、一路沉思的叙述织体里，汉族诗人杨志军的西藏之歌和藏族平民单巴次仁一家的苦难命运，象奏鸣曲的第一主题和第二
主题，相互映发，时时复现，构成情思的回旋和文化的变奏。杨志军的诗，有如行吟诗人的歌，一个汉族文化流浪者在寻找精神家园，诗
思苍凉，素朴真情，隐喻汉族人对藏族文化价值的认同；单巴一家雪中逃难、家破人亡，隐喻西藏民族自由生活和心灵家园的毁灭。汉族
诗人风尘仆仆走向西藏，寻找人间的真和爱，而西藏平民全家却不得不挥泪翻越雪山逃离家园，寻找安身立命的一块心灵乐土。这种反向
追寻，显示双重悲剧，产生强烈的文化反讽和深刻的思想寓意。


北明的文化观照和反思，在三个层面呈立体式展开：（1）汉藏知识分子的心灵层面；（2）东西方文化层面；（3）西藏文化和印度文化
层面。


从艺术美学角度看，这本书有如一首交响音诗。音乐织体和诗的吟唱交织一体，几个有意味的主题和动机时隐时露，在手指下飞快掠过，
有如燕尾剪波，轮流复现而跌荡起伏；悲怆的流亡曲、宁静的山中沉思、热情的凤凰涅梵之歌（本文涅梵一词即英文之Nirvana，源自梵
文），交融成意味深长的文化反思和别具一格的心灵历程。

三、


达兰萨拉是流亡西藏人的新家园，象在灾难和毁灭中保存生命物种的诺亚方舟，它成为西藏民族新生命的摇篮。它的出现，显示流亡西藏
民族拒绝黑暗、超越苦难；它的成长，标志这个民族的坚强和新生。


流亡是一种不幸，没有信念尤为不幸。没有信念的流亡民族，是不幸中最大的不幸，例如漂泊欧洲的吉普赛人。然而，对于一个有信念的
民族，流亡不过是抗争命运、维护尊严、重建民族、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


这是一个获得心灵自由、获得新生的民族，一个走向文化重建、社会进步的民族。达兰萨拉是西藏民族文化生命的象征，它充满蓬勃的生
命力，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它的社会生活内容在悄悄变化，它的政教合一式社会管理模式也在走向民主和现代化。50年来流亡西藏民族在
达兰萨拉的奋斗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民主和文化自由的样板，为未来洪水滔滔之际救世于危难、整合西藏民族而提供一个崭新的社
会范式。


一个山外的达兰萨拉，一个对岸的台湾诸岛，脱枝而去者皆获新生。


北明对达兰萨拉社会──从宗教领袖、议会首长、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和学校儿童──做的细致观察和采访，第一次向读者展示这个处于
文明发展中的新型社会风貌。她的富于沉思性质的第一乐章《达兰萨拉启示》，柔板似地把我们轻灵引入新鲜的历史情怀。


四、


一个民族不可没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和伟大人物，不可没有胸襟开阔、气质恢宏的知识分子。古代之孔子、佛陀、耶稣皆是，20世纪之孙中
山、爱因斯坦、罗素、甘地、萨哈罗夫亦是。伟人的存在，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核心和心灵支柱。他们以道义和人格凝聚民族心灵、指引民
族前进，绝不靠权杖和暴力。


西藏民族不幸中的大幸在于有人格崇高、心灵伟大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做民族的核心，为这个民族遥指未来。就此而言，西藏民
族比汉族幸运。有精神界领袖，他们流亡而心灵不散；汉族却有太多唯权唯利唯物唯骗的饕餮势利之徒混充领袖，握重权者无心肝，居高
位者无德行，抗争者形同散沙，战斗者缺乏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是世界级伟人。他的人格、道义、悲悯情怀超越宗教而成为中国和世界共同拥有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北明在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的访问，真实记录他对解决西藏问题持的明确立场和理性观点，慨然回顾一系列重大历史往事，生动勾勒出这位大智大勇者的智慧风貌，一扫俗界庸人对他的诬蔑和歪曲。在甘地陵园倘佯沉思中，北明灵思风发，若有神助，激情从心底喷薄而出，以汪洋恣
肆之笔，纵横于20世纪政治文明历程，高扬理性和平抗争这一现代文明价值，对达赖喇嘛的智慧和人格作出高度评价。


五、


15年前我在哈佛大学下帷读书，西藏、蒙古史籍是其中一部分。那是我生命中阳光灿烂、灵光四射时期，灵感风发泉涌、不择地而出。
《世灵童制度断想》一文就是那时缤纷思绪中的一朵心花。达赖喇嘛回忆童年时在布达拉宫每日黄昏听着外面哨音、望着牧羊人夕阳暮归
时那种忧郁眼神、孤独心情和心灵渴望，至今缭绕在我心间。次年，达赖喇嘛60华诞，飞来哈佛。我有幸与他相见，亲密握手，共进午
餐。那日天朗气清、阳光明媚。


这是天降大任的命世之才，历经千年不遇之苦难、半个世纪罡风苦雨之磨砺，历史似乎注定要锻造这位英雄伟人，在佛灭民伤、地陷天倾
之际呼唤他挺身救世，毅然引领民族冲破罗网、抛弃黑暗、出走家园、重建民族、走向未来的辉煌。


与班禅喇嘛备受凌辱的暗淡命运形成鲜明对照，50年前达赖喇嘛决然出走，乃英雄之决断。这是信念的尊严、人格的尊严、民族的尊严之
必然。他带领人民跨越风雪迷茫的雪山峻岭，走上民族流亡与重建之路。这是西藏历史上最悲怆、最伟大的英雄史诗。


现在，他微笑着站在我面前，伸出热情的双手，眼镜后面是一双含笑而富于睿智的眼睛，鲜红的袈裟从坚实的臂膀轻灵地飘垂。


他的微笑来自心底的佛性，他的平易来自心灵的美德，他的率性自然，来自天生的性灵，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显示一种大才无碍的精神气
象。那种襟怀坦荡的人格风度、高雅纯真的精神态度、谈笑风生的高朗气象，待人接物的大家气度，构成不可抵御的性格魅力和强大的文
化征服力，使窃据世俗权位之庸夫俗子自惭形秽而心怀畏惧，他们仰面唾天而自污其面。


这个来自青海农家的三岁灵童在藏传佛教文化钟灵毓秀之气的奇妙哺育下，成长为民族危难之际的英雄伟人，令世界人民爱戴的精神领
袖，这不是一个文化奇迹么？他无须俗界威权，无须博士本子，无须吹捧颂扬，然而他的精神和人格代表着民族的勇气、人类的智慧和人
的尊严。


高山雪原上的西藏民族有福了，因为他们有百折不摧的信念，他们有气质非凡、得大自在的英雄伟人。怅然回首山下尘凡俗世，除了贫瘠
和矫情，阴谋和谎言，野蛮和残忍，物欲和自私，腐败和不德，贪鄙和无耻，狱卒和军警，皮鞭和子弹，诬蔑和诽谤，宣传和鼓噪，尔虞
我诈互相坑害，虚假口号和鳄鱼眼泪，在这文化贫困年代，在这精神不毛之地，我们自己究竟有什么？


六、


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心灵寥廓、思维彻底。摆脱狭隘民族观念或种族观念，不仅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绝对必要，而且对于所有文明人都是必要
的。这是“人生而平等”这一人权绝对律令的基本要求。可惜，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等，皆未
能免除俄罗斯民族、斯拉夫种族的狭隘观念或民族自傲心而上升到人类情怀、人权思想、人的解放这一心灵境界，未能从民族主义走向民
主义。


1831年，俄国军队攻陷华沙，残酷镇压波兰人民反抗俄国专制、要求民族独立的运动。西欧媒体、特别是法国报刊立即愤慨谴责沙皇政权
对波兰起义的野蛮镇压。对此，普希金写了两首政治诗，反击那些批评者。在《致那些诽谤俄国的人们》一诗中，他写道：“这是斯拉夫
人之间的战争，这是家庭内部的争吵，这是命运的决定，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无须置喙。”他对波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没有显示出
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他对波兰人民的苦难遭遇，亦缺乏基本的人道感情，他的狭隘民族情绪被沙皇俄国的军事胜利所鼓舞并且为沙俄帝国
暴行辩护，而他自己在沙皇专制下不仅没有自由，而且受尽屈辱。


普希金的国内自由派密友（包括维亚津姆斯基）、波兰著名诗人密茨凯维奇以及欧洲学者皆严厉批评普希金这种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观念及其对俄国欺凌其他民族的野蛮行为做的辩护，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则一针见血地痛斥普希金这种所谓“爱
国主义”实乃“兽性的爱国主义”。


托尔斯泰早年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战争，晚年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将中国的旅顺港交给日本而感到“爱国者”式的愤怒，亦相当滑
稽，显示其思维的分裂和心灵的狭隘。


自1959年以来西藏人民作为一个被异族暴政威压的民族，遭受血迹斑斑的暴力虐待和迫害，七千余座寺院被推倒，民族领袖遭到长期囚
禁，无数僧人横遭飞机轰炸和炮击，西藏民族的生命、人格和尊严从未受过如此摧残和凌辱。一个民族受辱，是全体国民的耻辱。这部痛
苦的心灵史是汉族人无法想象的，尽管汉族人同样遭受凌辱和皮鞭。2007年西藏人在逃亡途中被中国边防军残忍枪杀的镜头，2008年3月
西藏人民的和平抗议被血腥镇压事件，皆使文明世界为之震惊。凡此种种，令人想到西班牙教士拉斯卡萨斯（Las Casas）在《印地毁灭
简述》（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中揭露的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原住民时期那部血腥史，
诸如绑架、欺骗、酷刑、屠杀、文化剿灭和种族灭绝。


《一个藏人的童年》记述诸多事实：“解放军”进入他的家乡，寺庙里的僧人排着长队，捧着哈达欢迎他们，没几天，军队就开始强行拆
毁寺庙，作者跟父亲逃难，一路看到很多人被杀，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作者的父亲也被打死（见《藏土出中国》第191～192页，以上事
实系李江琳女士据《童年》一书提供），令我立刻想到拉斯卡萨斯《简述》多处谈到美洲原住民托着礼物和食品盛情迎接西班牙殖民
军，丝毫没有冒犯他们，三千余人竟被这些军人统统杀死，几天后21位当地首领开欢迎会迎接西班牙殖民军，也当即被逮捕，第二天把他
们活活烧死（见英国企鹅图书1992年英文本第29页），这类记载颇多（参见第48、57、68、97页）。暴力征服者的罪恶是相似的。欺凌其
他民族的人，自己决不会有自由；少数民族的自由和全体国民的自由是同一项事业；民族的自由，归根到底，就是个人的自由。


西藏民族不需要眼泪和怜悯，需要的是尊重、理解和支持。尊重和理解，是精神高贵的表征；民族沙文主义式骄傲心态不过是心性卑贱和
奴气之变态而已。


北明才性中的灵气，使她的心智具有穿透力；她个性中的正直，使她的作品具有征服力；她心灵中的激情，使她的文字富于感染力。她的
笔下渗透着对西藏民族及其文化的一种精神上的理解，渗透着对它的重建和新生的无比欣喜和对它的灵的文化的虔敬之心。她的达兰萨拉
之行，是以人类道义立场和历史公正态度执行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责任。她用笔和心灵把事实和真相、历史和现实告诉世界人民。


这是一支以西藏涅梵和民族新生为主题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一首西藏新生奏鸣曲。它的新生将为中国大地提供一个样板。流亡使它
走向新生，新生使它走向超越。跟随这支引子和前奏曲，宏大的历史乐章喷薄欲出。


七、


这本书把一夜梦思衔到那片灵气氤氲的神山，我要升起在太阳之前。


晨色熹微、霞光万道之际，是心灵与古典精魂独往来之天地。晨曦中，象有一注灌顶的醍醐、天地物我之间神秘的灵知之泉，自苍穹翩然而降，我翻开这本当代之作，恰恰读到《达兰萨拉启示》的压卷之文──《遗失的桂冠》。


我被它震撼。宁静的理性，深邃的哲思，清纯的心灵，圣洁的感悟，对天地人生理趣的思考，对人类精神价值的高扬，透过简洁的语言，闪射出玲珑剔透的思想光辉和理性激情。作者精敏地一笔揭示甘地的精神价值及其对人类社会诸多罪恶的深刻洞察和批判：


　　“无原则的政治，不劳而获的财富，无良知的享乐，无品行的知识，无道德的商业，无人性的科学，无献祭的敬拜”。


甘地之为圣雄，诚哉宜矣。为棒喝一个堕落民族，须将这七句真言镌刻于国门、镌刻在每个人心扉。


正是坚定站在这一道义原则上，20岁的达赖喇嘛来到甘地墓前。他继承圣雄的精神遗产，断然拒绝与黑暗合作，坚守人格立场和民族尊严，坚守人类精神价值，高扬理性、和平、非暴力原则，开始对恶的抗争。我相信，这是精神上的伟大日出，当心灵获得这样的启悟。


这是一篇散文杰作。读毕此文，投之于案，顿生“何物老妪生此宁馨”之叹。窗外一树金色秋光在晨风中飒飒摇曳，我要立刻倾听贝多
芬──《C小调悲怆奏鸣曲》《升C小调月光奏鸣曲》《F小调热情奏鸣曲》。我要让心灵的沉痛、理性的宁静和灵魂的激情同时轰鸣。只有贝多芬才能够使这颗被重重叩响的心灵钢琴得到痛快的倾吐。


八、


对话是一种文学体裁，是思想展开的一种方式。柏拉图以对话方式，把哲学家对万物的思考和见解循循善诱、层层剥笋似地表达出来。《藏土出中国》的第二乐章《流亡西藏访谈》亦是对话体作品。无论在选题的见识上，还是在提问的设计上，或是在话题的把握上，都显示作者才智的犀利、俊爽和敏锐。


就流传最广、惑人最深的所谓“西藏问题”、“‘大西藏’问题”、“西藏独立”、“种族隔离”、“西藏受益中央政府高额补贴”和西藏经济现状以及西藏历史归属等等问题，作者提请汉藏学者、专家、作家们对这些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解答和澄清。主持者思路清晰，紧扣话题，要求受访者提供统计学数字和具体事例，使访谈建立在客观、公正、准确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准确是学者和记者的职业要求。北明在访谈中把这一点表现得冷峻犀利、近乎无情，使访谈干纯、利落、坚实、雄辩，显示清晰的思维逻辑和出色的专业素养。


在我看来，世间许多问题本来简单，只是自私欲望和黑暗心灵把问题制造得似乎很复杂。比如中国问题，不过“民主”二字就解决了；西藏问题，“自治”二字也解决了。不让中国民主、不让西藏自治，偏偏制造出许多自寻烦恼、自欺欺人的谎言和麻烦，整天刀光剑影、如坐火山口，自己无异身陷囹圄的囚徒。


人之立身于世，坚持人格独立、学会正确思维乃第一要事；用欧坎的剃刀（Ockham's Razor）将一切假问题统统砍去，思维马上利落，精
神豁然开朗。西藏和中国问题之解决需要伟人，正如东欧和苏联问题之解决需要戈尔巴乔夫。我们是站在山颠、眼界开朗的历史乐观主义
者。我们的豪气和信念是任何人也夺不去的。


50年来，这是第一本由汉族知识分子亲历达兰萨拉、直面流亡西藏政府精神领袖和最高级官员、与之亲切倾谈而留下的真实记录和心影，也是第一次对流亡西藏民族的新生态做的真实而富于精神深度的揭示。这是一次真诚的心灵对话和文化沟通，是对一个坚强民族的悲剧历程做的客观、冷静的探索，是对一部伟大史诗做的才华横溢的描述。深沉的理性、灵动的文笔、完整的知识结构、精细的敏察力和独特的感悟力，使这部著作生出多重交响。道义的正大、精神的高贵、哲思和诗情的交织、不同主题线索多声部地回旋，构成美学上的高度整一和强烈的心灵撞击。


当第一缕春风吹到高原新城达兰萨拉，那温馨里含着北明和她的朋友们这样的无数知识分子对它的美好祝愿和祈祷。

（2010-11-12于秋光斑斓的多伦多）

北 明 著：《藏土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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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852-2385-8031
传　　真：852-2770-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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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2010年12月
定　　价：港币85元

〔原载《纵览中国》2011-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