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在评说吉卜林的小说时，认为吉卜林把印度人说成是显然需要英国监护的生物：“这种监护的一个方面是在讲述中把印度包围起来，然后加以同化。因为没有英国，印度就会因为自身的腐败与落后而消亡。”这显然是一种功利主义者的观点，同样在对待西藏的态度中盛行。似乎是，西藏人也是需要监护的生物。这样的生物是可怜巴巴的，就像是时刻处在等待解放和等待喂养的状态之中。更为可悲的是，西藏人现在确实变成了某种畸形的生物，犹如如今在西藏随处可见的塑料大棚里的果蔬花草，一旦离开了塑料大棚的庇护，就会水土不服而气绝。尽管从来就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就因为全身已被笼罩在外来的人为的气候中，已经无法适应自己的土地了，既然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他者，那么也就只有任其如此了。

于是乎一个个大而无当的广场建起来了，一幢幢瓷砖加蓝玻璃的大厦盖起来了，一条条不是江苏路就是广州路的街道也被命名了，一间间卖春场所里一群群妓女竟然白日里就敢拉客了，甚至哪怕是传统的饮食禁忌，也在烹食活鱼活虾的鱼庄和卖驴肉的饭馆里不堪一击了。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指出：“帝国主义 ...... 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其中一种表现即是“无论走到哪里，都立即开始改变当地的住所。 ...... 这个过程是无尽无休的。生态的改变也带来了政治制度的改变。 ...... 改变了的生态环境使人民脱离了他们真正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

官员以及官方的喉舌们以救世主或者代言人的口吻说，我们希望西藏人民也有享受现代化的权利；传统与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请别忘了，没有权力，哪来权利？！没有权力，遑论传统！何况甚么才是现代化呢？难道西藏人民需要享受上述的那种现代化吗？那不正是实质上裹着一层糖衣的暴力行为吗？御用学者们还断言，所谓铁路开通将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乃是一个伪命题，现实却证明目前西藏的现代化正是一种伪现代化。但遗憾的是，无论硬暴力、软暴力、不硬亦不软的暴力，都打着“发展”的旗号，以现代化的名义在西藏的大地上蓬蓬勃勃，撞击着人们的感官，改变着人们的内心，而这就是赐给西藏人民的幸福吗？

火车来了。铁龙来了。日里／美廓尔来了。然而西藏的问题并不是一条铁路的问题，只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别说一条铁路，就是村村通铁路，那都没话可说。可是没有自治权，就只能任由别人宰制自己的命运，就只能任由某种混乱日益加剧，而这种混乱也只能导致向强权者日益屈从的趋势。与此同时，日益屈从的还有许多人的良心，以至最后的结果是不幸的，正如萨义德所言：“对牺牲者来说，帝国主义提供的是这样的选择：或者效力，或者毁灭。”——是的，再无更多的选择，对于没有自治权的西藏人而言，无论效力还是毁灭，踏上的并不是“一条神奇的天路”，也不是拉萨人戏谑的“一条神经病的路”，而是一条沦为牺牲的不归之路。

（2006年7月21日，北京 ——原载《开放》200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