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自由派法学家、贵州省法学会会长、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袁红冰教授，于2004年7月21日以贵州省法学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带领代表团到澳大利亚访问，19人的代表团抵达悉尼机场之后，袁红冰突然失踪。 7月31日，一直保持缄默的袁红冰在澳洲接受大纪元记者的采访，详细披露了他这次访问澳大利亚之际离队的真正缘由，并承认他正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以下的自白是选自袁红冰向大纪元记者讲的话：

我是7月24日早晨坐飞机从布里斯本到达悉尼，到悉尼之后我就离开了旅游团，我这次到澳大利亚主要是想申请政治庇护，之所以要政治庇护是因为我写的四本书的出版，以及把它译成英文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以前苏联人出现了一个苏尔米尼奇，他能通过古拉各群岛一书，把苏联人遭受的苦难升华为一种历史的价值，一种精神的价值，而我们中国人，坦率地讲，所受的痛苦比他们还要深重。我觉得我四本小说完成了这个历史的使命。我相信这四本小说中所蕴含的自由的人性，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可以为中国的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取得一个辉煌的成就。

我这次离开中国不是为了寻求个人的荣誉。地位财富，没有半分这样的想法，只是想把我的小说告诉世界，让世界明白在中国文人的整体堕落中，还有一些人在坚持著自由的理念。但当我完成这事后，我会重新回到中国，让我的生命在中共的黑牢里凋残，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当代的中国，仍然需要有高贵的生命，把自己作为祭品献给自由和民主的真理，而我是一个高贵的生命。另外，由于我的文稿全部是由赵晶女士制作成电脑资料和光碟，同时，存有我的文稿的U盘也是由赵晶女士秘密携带出中国国境的，因此，她也处于随时被逮捕的危险之中。因此，同时提出前往美国政治避难的申请。

我是内蒙古生的，我祖先的血统上有蒙古人的基因，当登记户口本时是汉人。在我少年的时候都是在内蒙古度过的，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蒙古人，他们美丽自由善良的生命，都在这次浩劫中失去了。他们死掉了、被摧残了、消失了。他们的死、他们那种惨痛的经历，深深的震撼了我少年的心灵。在我19岁的时候，我向著内蒙古的苍天和大地发誓，我一定要让他们的生命、它们的灵魂在我的小说中复活。我一定要让他们苦难的经历转化成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诗。这是我对我的良知必须承担的天职，于是从19岁开始写这本小说，蒙古人所遭受的摧残，也就是当时共产党当局对蒙古人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以这个为背景撰写小说，一直是我的一个最主要的事业。

94年的时候，经过20年的构思写作这本小说已经全部完成，而且我已经通过我的学生帮助把它制作成软盘，存放在二个地方，我以为这本小说不可能再被他们毁灭。《自由在日落中》这本小说，他里面不仅有我的灵魂，而且有我少年时候那样深刻地在良心的震撼之下所产生出的对自由人生的向往、对美丽人格的向往，对那些摧残自由人生的罪恶仇恨都凝聚在这本小说里，这本小说已经写出来了，都无所谓了，我准备好让他们把我抓进去。我就把他们准备审判我的法庭当作审判他们的法庭，而我就是带镣铐的法官。

3月2日我被逮捕了，被连夜押送往贵州，同时他们动用各地的安全机构对我父母的家、我在北京的办公室、帮我打印软盘的学生的姑妈家全部被搜查。而他们把我押往贵州的基本原因是我在北京有太多的朋友、学生，在各个公检法的部门我有很多的学生，这样的影响力在北京逮捕我和审判我都是不太好的。而贵州自古以来都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自由在日落中》手稿就这样落了他们的手里被毁掉了。

当局怕我把小说的内容曝光，就跟我提出三项条件，一项是把我终生流放到贵州，永远不许回北京去；第二，不发行《自由在日落中》这本小说；第三我再也不写这类的小说了，以这三个条件作为释放我的前提，而我也接受了这些条件，我接受这些的主要原因哪我还是要重新写作，因为在监狱里没有办法写作。

我被释放之后分进了贵州师范大学任教。我从第一天起就开始写作，他们对我监视是极其严厉的，至少有三种方式，有的是学生中安插人、有的是教师中安插人、有的是他们自己有丰厚工资的特务。而我是学法律的，对他们的这套程序清楚得很，所以我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秘密的写作没有休息，每天都要写5到6个小时，这样过了一年之后，我就把《自由在日落中》写出来了，我把这重新写出来的《自由在日落中》称为B稿。

在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说之后，我马上产生了另一个想法，把我从少年时期一直到94年被捕、重新写出《自由在日落中》的B稿这段经历告诉世人，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许许多多还不为世界所知道的人、很平凡的人，他们却是在为争取自由的生活，进行了极其可歌可泣的战斗。这些东西如果让它淹没在历史中是一种罪恶，于是我就写了第二个小说《文殇》，自传体的小说，基本上以我从少年一直到96年的《自由在日落中》B稿完稿这段时期所从事的民主活动为线索，全景式地反映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主运动。

写完之后，为了散心，我去了一趟西藏，我从西藏有关的人员那里看到很多59年至文化大革命中藏族同胞被当时的中共暴政残害的历史资料。从很小的时候，我对佛学就很感兴趣，我对佛教学者有比较深刻的研究，我去西藏这次看到这些资料，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藏族人民以这些资料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确实感觉到藏传佛教以及和藏传佛教相连的一个圣洁的精神生活，现在确实是出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内蒙古人的自己文化、民族特点基本上是被摧残了，在一个精神不自由的社会，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思想（马克思）是所有人都不可违背的这样一种精神压抑之下，西藏的宗教文化生活正处于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我有义务用我的小说来把这种宗教文化记载下来，即使有一天它被彻底摧残，我想我也完成了对人类文化历史的责任。

另外一个原因，藏族同胞长得都很彪悍，但是他们都很善良，因为他们都信佛的不杀生的，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汉族人的耻辱，当然就一个民族而言，在汉族中也有很多同情藏族同胞遭遇的，总的来说，作为自由知识份子，我有义务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应该明白这是共产党官僚集团主义的罪名，而不是哪个民族的罪名、也不是汉族的罪名。总体来说，文化大革命时候，藏人那种惨痛的经历比我小的时候亲自经历过的蒙古人的痛苦经历没有甚么区别，同样是巨大的人性的悲剧。所以我必须把它写出来。这样我又用二年多的时间创作出了《金色的圣山》，通过一对藏族男女苦难生活的描写，揭露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藏族宗教文化灭绝人性的摧残。

最后一本小说《回归荒凉》。它揭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人性普遍堕落的悲剧。它的主题是现代知识份子的堕落，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所有的良知出卖给了腐败的权利和肮脏的金钱，只要能获得世俗的荣誉和地位，他们是不要学术和良知的。当然也有比较高贵的生命，面对这样一种知识的堕落，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归荒凉。

国家权力它有可能扮演二种角色，当国家权力是文明的、进步的、公正的，它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角色，它会引导整个社会走一条向上的路；当国家权力是私有的、腐败的、不公正的、肮脏的，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最大的教唆犯，它会教唆整个社会堕落。而中国的现代知识份子正是在这种私有国家权力教唆下，正在迅速的堕落，变成物欲的动物，完全泯灭了一个知识份子应有的社会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