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9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因为在这天，我得到了尊贵的法王达赖喇嘛的接见。还记得那是在纽约曼哈顿的麦迪逊宾馆，当我走向法王达赖喇嘛的房间时，欣喜的听到他朗朗的笑声远远传来。这笑声是那样的熟悉，它仿佛来自遥远的家乡——安多，来自陈迹斑斑的绕迥木羊年。

1955（即绕迥木羊）年，我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不过，我却有幸在这一年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法王。我两岁时被认定是阿嘉仁波切（宗喀巴大师父亲）的转世灵童，幷成为塔尔寺的寺主。塔尔寺是格鲁派的六大寺院之一，位于雪域高原北部的安多宗喀地区（今青海省湟中县），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塔尔寺所在地——安多也是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故乡，两位大师幼年时都在塔尔寺住锡过。1955年夏，法王达赖喇嘛由北京返回卫藏的途中经安多地区，特地再到塔尔寺幷召见本寺的僧众，传授了十一面观音法，幷灌顶结缘，利乐众生。这是法王达赖喇嘛升坐后第一次在塔尔寺传法。

那天，我由管家和随员陪同去大经堂。大经堂是塔尔寺僧众平日诵经修习、讲法礼佛的场所，能容纳三四千人，其正面上方供奉着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金刚法座。这天由于法王达赖喇嘛的到来，通往大经堂的路上人山人海。我和管家、随员一行人奋力穿过人群，走到走廊，然后沿着走廊，到达了大经堂前的天井。这时我发现，大经堂内也是挤满了人，几乎是水泄不通。我的随员将我护送到大经堂内寺主的位置，就在那里我看到了我们的法王达赖喇嘛。法王那时年轻英俊，法相庄严，但却可亲可敬。以藏传佛教的习俗，我和寺内其它高僧按顺序一一朝拜法王，幷作供养，以求佛法。法王为我们咏经祝福，还亲切的逐一赏赐礼物。由于当时我年纪幼小，所以除礼品之外，法王还特意准备了一些我最喜欢的冰糖送给我。法王达赖喇嘛用红、白两色纸托着那些冰糖递给我，我试图接过来，但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人小手也小，也许是四周人多嘈杂的影响，我却没能接住，结果冰糖撒了一地，随之引来大经堂内一片善意的笑声。这笑声中有一个声音极为特殊，它一下子抓住了我幼小的心灵，那就是法王热情、真诚、爽朗，慈悲的笑声。从那时起，法王的笑声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从1955年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身为塔尔寺寺主、一个僧人亲身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也当过所谓的专政对象。1958年，中国进行了“大跃进运动”，而藏区在进行“大跃进运动”的同时，还进行着“宗教改革运动”。这次“宗教改革运动”使宗教文化受到了重创，大部分僧侣被迫回乡还俗。这年，我被送到当地的一所汉语小学，成了佩戴红领巾的一名小学生。我没有机会接触佛法，更不能穿迦裟，完全被隔绝于佛学之外。这对一个初入佛门，以继承佛法为己任的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幸。1959 年，法王达赖喇嘛无奈离藏，藏区的僧众有一种说不清的矛盾心情。大家一方面担心法王在外的安危，一方面又暗中为他能安全出走感到高兴。

1962年，藏区的宗教形势稍有改观，班禅大师来到塔尔寺，将我和塞朵任波切带到位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开始对我们进行系统的佛法教育。可是，好景不长。1965年，班禅大师在“三大教育运动”中被打倒，我和塞朵任波切又被送回到塔尔寺。一年之后，灾难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宗教文化在这一“革命”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早已关闭的塔尔寺，这时僧侣已所剩无几，而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僧侣也被编入了人民公社。我和其它僧侣一样，成为了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农业生产队，劳动改造达十余年。沉重的体力劳动幷没有磨灭我们对充满真理的佛法的渴望。因为在那艰难困苦的年月里，我们的上师们和坚定的修行者们，一直以重人轻己、施慈纳苦、自他相换的修行影响着我们。他们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诲，在他们这种高尚的修习道风的鼓励下，我和赛朵仁波切一起开始偷偷的挤时间学习佛法，修习功课了。艰苦的生活成为了我们修习佛法的最佳环境，因为正是这种环境，让我们切身体验到了众生的苦难。历时十年的文革结束后，满目疮痍的宗教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广大信众也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自己的宗教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高僧大德和僧众们开始为恢复佛法，为保护，扶持和增广正法的传承而不懈努力。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1989年1月28日，班禅大师突然圆寂，一时间，转世灵童的甄选问题备受瞩目。但不幸的是，两个班禅大师的局面出现了。在这将要失去自己正见真信的重要时分，我别无选择，只有效仿法王，流亡海外。

在藏区广大僧俗信众的心目中，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两位法王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尤其班禅大师圆寂后，达赖喇嘛成了我们唯一的精神领袖。他为了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传统，争取信仰自由，抛弃荣华富贵，选择流亡，值得敬佩。法王达赖喇嘛近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活，其艰辛困苦可想而知。他二十多岁到达印度，迥异的自然环境、陌生的语言文化和不同的习俗传统，种种难题需要他去克服。而此时，他不仅要面对自己的困难，还要承担所有流亡难民的痛苦。成千上万的流亡追随者把他当成父母和家长，一切问题和困难都要他去解决。年轻的达赖喇嘛从一无所有开始，带领他的信众不断拓展生活，精进修行，传播信仰，最终到达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妙高境界。是什么精神支配着他？是什么力量鼓励着他？我想，只有他纯净的慈悲心和伟大的佛子行。

法王就这样担当着各种重担在海外行走了近半个世纪。近半个世纪的苦修励炼和严酷环境，改变了法王达赖喇嘛的容貌，但却丝毫没能改变他源于心底的欢笑。经过漫长的艰难修炼，他的笑声更赋有穿透心灵的力量。

当我在他下榻的纽约曼哈顿麦迪逊宾馆再次听到他的笑声时，深藏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当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早已站在那儿等候我了。见我进来，他当即朗朗有声地为我念了四句经文：

如是贤者妙光临，有缘共聚诸福慧，乃至善行诸功德，直至世尊常住世。

当我按照我们的规矩行五体投地大礼时，法王连说：“不必拜了，不必拜了”，幷热情的招呼我 “快请坐，快请坐”。

从1955年我第一次见到法王，到1998年我们再次相见，时隔四十三年。这期间，世事翻云覆雨般的变化，令人感慨万千。在我的请求下，法王为我慈祥的传授了“三主要道”，简要的讲解了其深奥的含义，幷为我今后的修习方向，作了简明的指点。对于一个佛陀的追随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追求佛法、寻求智慧更为重要的了，物质生活与深奥的佛法相比微不足道。自从我流落海外以来，我也常常去参加法王的讲座。法王老人家讲经布道非常殊胜，他传法时常会谈笑风生。此时，他朗朗的笑声让人忘却烦恼，放下执着，领悟生死的奇妙因缘。但，当他传法讲到五浊横流、众生之苦时，他老人家自己又常常是泣不成声，此时在场的信徒们仿佛能体会到他将众生观想为慈母的感受。这时候，法堂顿时无声无息，众徒神情静穆，有时达数十分钟之久。法王讲法把我带领到一种远离烦恼、互相慈爱、和睦相处的境界。自从见到法王达赖喇嘛之后，我得到了无以伦比的满足。

法王达赖喇嘛的笑声发自心灵深处，是他内心真诚、慈悲之情的自然表露。法王用他源于心底的欢笑谱写世界和平的妙曲，这妙曲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幷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在不远的将来，但愿法王慈悲的妙音和祥和的笑声也能覆盖神州大地。

（原载《了望西藏》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