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赴会前的一波三折

尊敬的贡噶扎西先生：

今天我去火车站买了最便宜又是最好的火车票。早买为的能有便宜票（比原价便宜一半还多）；是五日早晨上车，途中倒三次车，傍晚就到日内瓦了。我会自己找到旅馆的。

想起您上次的电话，那么亲切热诚，允许我早到一天，直到今天我心头都感到温暖。说真的，我一直生达赖喇嘛的气，认为他太糊涂____为什么几十年地和中共谈判，怎么就认不清中共是条饿狼，而不是能与之谈判的人？后来陈破空在电子信上向我解说，才领会了达赖喇嘛的高智慧和高策略。

陈破空比我小十七岁，我却老觉得他象我的大哥（小我一岁的胡平，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

我会象您说的：“高高兴兴地去”，要高高兴兴地写篇文章，而这篇文章的开头，就是这封信，您觉得有意思吗？
别忘了，我有生以来，还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会呢！

八月五号见。
祝夏天快乐！
遇罗锦2009.7.

尊敬的贡噶扎西先生：

昨天我向您说了谎，说自己因病住了院，无法去开会了。对不起，说谎是不对的。真实的情况是：我先是买了十分便宜的火车票，当时并没仔细看。后来才发现三次倒车的时间，有一趟是从德国倒往瑞士，才三分钟的时间，由第五站台要跑到第十四站台，根本来不及。火车晚点又是经常的，假如有一次晚了点，就完了；你们在开会讨论，而我还在半路上。

只好把票退了，回家在电脑上看别的不太便宜的车票（二百九十欧元），也是要倒三次车，情况都差不多。

于是看飞机票，才一小时十分钟就到了，直达。价钱吓我一跳：由于暑假，往返票价（一般仓位）竟是八百欧元！还标示座位所剩无几。我一算：就算我六号出发，八号返回，连吃带住，也太贵了！而我的发言真有那么重要吗？我不去，不是也可以发表文章支持你们吗？这种讨论不是太贵了吗？

别以为我是怕猪瘟。你们都不怕，我为什么怕？再说，就因为不怕，我才交代了所有的“后事”——第二本书<童话中的一地书>的合约已经签了字，该交代的都对一二个朋友交代了，万一因瘟病死了，真的无遗憾了。

也别以为我不想见朋友们。虽然我还从来没开过这样的大会，但是很想见达赖喇嘛，见您，见陈破空和朱瑞；何况还有其他的朋友可以认识，都会令我高兴呵。

说真的，我是不应当和您说谎的。现在我对实您说了，一句话：觉得自己太贵也并不那么重要。

祝您一切都好。
遇罗锦2009. 8. 3

二、赴往瑞士

火车飞快地向瑞士开去……。

有时候，人真的是欠骂。陈破空在电子信上责备道：“人家都按人头准备好了，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要是都象你这样，如何开得成大会？……”

这才深感惭愧。赶紧去火车站排队四十分钟，买到了满意又不是太贵的车票。

自己一向离政治很远；既不爱读哲学书，又不研究什么，所以，一点理论水平也没有。更不喜欢加入任何组织和党派。除了想写一本不被删改的<一个大童话>之外，我简直没有大志向。这次陈破空却主动推荐我前去参加大会，着实让我为难：我能说什么呢？

他说，你就象聊天那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想说：整个汉族都是有罪的。在少数民族面前，汉族全体人民，应当鞠躬请求他们的原谅，甚至下跪也不多。

因为，从我出生到现在，六十三年，我从不知道哪一次是少数民族欺负了汉族，都是汉族欺负了少数民族。不要说多少次对西藏和新疆人民的屠杀，不要说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的，对各民族无数次封闭式的屠杀；仅说我在1984年，我和几个人去了趟云南省丽江，去看西藏的景地，以便寻找创作灵感。那边有多种少数民族。路经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庄时，当地人告诉我们：“就是那个村子，在多年前选举村长时，村民们不听中共的安排，他们就派来许多拿枪的大兵，把整村围堵起来，把千百口子全杀死了，连一个婴儿都没留下。”

当时既没电脑又没电话，在封闭窒息的国土上，谁能知道这件事？

汉族人的罪孽，更表现在残酷地杀死本民族的人们___无论是从肉体上和心灵上。我门可以睁眼看看，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象汉族这样，冷血残暴地对待自己的同类？长达六十多年？全世界独一无二！

在中共的高压下，汉族的道德普遍沦丧，已经麻木了，甚至已经是非混淆。由于汉族的苟且偷生，养活了一个无恶不做的政府。汉族已不懂道歉为何物，不仅不会向本民族的受害者道歉，更惶论向少数民族道歉？相反，就连无数的受过中共迫害的人，也认为，少数民族均应归汉族管辖，汉族永远是他们的主人，搞什么联邦制。至于那些中共高官和愤青们，受长期中共洗脑的毒害，大中国主义大汉族主义在他们的心灵里作怪，他们甚至想管辖全世界。

我们的汉族，有什么骄傲的资本去管辖别人？汉族的丰功伟绩是什么？汉族为什么不希望每个想独立的民族和地区独立？请汉族人把自己骄傲的理由，一条条讲出来！

汉族应当请求各民族的原谅：因为，海外的汉族民运领袖们，从来没有每人一票地问过人民：“你们愿不愿意成立联邦制，今后永远归我们管辖？你们愿不愿意汉人永远是你们的皇帝（总统）？”

我是汉族人，首先我就说：“不。”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奔向瑞士的……。

三、大会开幕

初见朋友们的欢快心情是童话式的，常令我惊讶地张大嘴巴，“啊？”，“啊？！”____原来钟祖康不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原以为在<开放>登的他那小小人头照片，是他故意把自己年轻时的拿出来的，结果他本人比那照片至少还年轻一半的模样！二十四岁？你怎么才象二十四岁？我楞不信他说的年纪。不知挪威的森林和空气给了他什么神奇的原素，使他连根皱纹都没有？原来<允晨文化>的廖志修先生也不是老头，年轻得就象才三十岁！是否他太会修身养性？原来茉莉和盛雪美得象天仙，原来朱瑞和陈破空比我想象的还要可爱……。

更让我说不出感动的，是我第一次接触西藏朋友时的感触：他们的面孔都那么善良，安静，谦逊，默默而辛劳地为每个刚来的与会者忙这忙那，在一团繁忙中却显得有条不紊……。我心里深受感动的味道，久已在自己的族群中体会不到了。

六日上午，在“洲际酒店”的大门外，记者云集，许多中外人士身着盛装，手捧哈达，点燃藏香，恭敬地等候着达赖喇嘛的光临。

在记者的簇拥中，达赖喇嘛与记者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完毕，于中午两点开始，大会开幕。

大会的名称是：“寻找共同点”。

贡噶扎西先生主持会议。国际和解协会（IFOR）代表乔纳丹。圣西森先生致欢迎词。著名政治学者，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严家琪先生讲了话。他说了五个问题：一，达赖喇嘛一直流亡下去，不能解决西藏问题。应争取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是他神圣的权利；二，把达赖喇嘛回中国的问题与“谈判如何自治”的问题分开；三，“如何自治”，以及未来西藏的制度问题，不是依靠“谈判”能解决的；四，不要再派代表团了；五，希望达赖喇嘛去五台山朝访，讲经一事，能在短期内达成。

接着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总理）桑东仁波切发表讲话。他追溯了从古至今的汉藏民族史。并说：“在当今严峻局势下，藏汉两国民族之间如果不消除双方的各种疑虑，忌讳和猜忌，就会给阴谋制造者提供机会，并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向与会者们发出呼吁：希望你们将藏民族，尤其是流亡藏人的和流亡政府的真实想法与立场，如实地向中国人民说明，促进藏汉民族的团结，并在未来的方针上提出你们宝贵的意见。”

然后是达赖喇嘛尊者讲话。他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地道出了这五十年来与中共的九次谈判，以及二十多次协商，为何藏人的“中间道路”的愿望毫无进展。他们以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依据，提出希望中共履行宪法中让西藏实行真正自治的建议。并说，在毫无“独立”的意念，语言及词汇上，竟被中共说成是想“半独立”和“变相独立”。

会场上大家不由发出会心与无奈的笑声。达赖喇嘛又谈到，西方各国为了和中国做生意，往往不顾及西藏人民的利益。总的情况不是好，而是坏。希望在今天的汉藏讨论会上，大家毫无保留地提出建议和办法，挽救民族分裂的危机。

最后，由瑞士西藏友好协会主席达桑.扎西先生致词。

上午的会议结束后，达赖喇嘛返回印度达兰萨拉。

下午四点半开始，由贡噶扎西先生主持，“总理”先生桑东仁波切解答，由每个人举手自由发问。如德国彭小明问到对双语教育的问题；美国朱学渊问到达赖喇嘛坚信非暴力道路，但如何保证非暴力的抗争？纽约的薛伟问到，外界认为谈判失败，在中共的骗局中，哪些是可以妥协的，哪些是不可以妥协的？台湾一著名女政治议员以家庭暴力为例，问台湾有“家庭防暴法”，在国际上是否也应有“国际防暴法”？如果中共用拖延法和对西藏的渗透法，把西藏民族完全汉化怎么办？又有多国人士提出：达赖喇嘛的地位是否会被别人代替？中共建政六十周年，藏人是否会闹事？在专职政党制定的宪法下，去和他们谈判，是否等于承认和变相支持了这个伪宪法？民主与专制能在一个国家共存吗？您说的高度自治是什么意思？“双赢”有可能吗？将来的西藏，是六百万人自己表决对中共的态度和政策，还是由海外流亡政府的几个藏人说了算？

一个又一个难以回答的尖锐问题，竟在桑东仁波切总理的沉静，慈祥与胸有成竹的回答中，一个个全部地完满地回答清楚了。呵，眼前的他，是一位伟大的智者，是一位象甘地那样的智者。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他那谦逊朴素的气质，是他那丝毫不出风头的形象。那形象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是我在汉人中从未见过的语言。汉人的唯我独醒，唯我独尊，不可一世，假作谦虚，焦躁怠慢，势利庸俗，在这位尊者身上，一丝一毫也找不到。以至散会后，我太想上前与他合影并说两句话。

当我发现会汉语的达瓦才仁先生立即过来为他翻译时，我才知道总理不会汉语。我词不达意地说道：“您给我，给我们所有的人都上了一堂大课。我才明白西藏人的艰难处境，为什么只能以中共的宪法和他们周旋……。您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您是伟大的智者……。所有的西藏朋友都让我感动……。”无论我怎样克制，那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幸好周围只一两个人。我一肚子话，却不知说什么好，我怕再说就会哭起来，只好克制不说。桑东仁波切总理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表示安慰。

我的泪是为什么而流？为什么我感到伤心？当几天后我开完会回到家里，在电脑前打出这些文字时，还是泪流不止。我难过的是，为什么汉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总理？为什么汉人的领袖没一个人值得敬佩？为什么汉人见不到事实真象？当西藏伟大的智者就站在我们面前时，是否汉人对他的超人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也早已经麻木？为什么出席会议的藏人朋友们给我那么多的好感？为什么他们的朴素亲切和我们就是不一样？

四、分组讨论

七日上午九点开始，九十多名与会者分成四组进行讨论。每组成员的分配是互相搀杂的：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各个国家的，以及男女性别，让各组做到基本一致。

主持人是来自台湾的翁仕杰先生（记录员朱瑞）。他说，从华人的角度如何看待藏汉关系，在与境内关系的推动中，如何面对挑战？希望大家对将来的藏汉发展提出建言。又说由于每人都要发言，人人不得超过五分钟。

由于没有闹钟，而汉人的特点是一说起来就象做大报告，拽都拽不走。我后来给他一个建议，我们刚喝完的玻璃水瓶子不易敲坏，每四分钟用笔一敲，五分钟三敲，必须“下台”。被翁主持立即采纳。

苏明，林飞，潘晴，唐元隽，王若雁……。按顺时针的方向一个个轮流说下去。几乎每人都侃侃而谈，绘声绘色，内容也各不相同。

我一面尽量快地记录着（为了写此文而备），一面奇怪地想：每位发言之前，都必须自报家门，怎么一个个全是“官儿”，一个个的职位名称大得很；不是这主席，就是那主席，或是什么部长，博士，双料博士，研究会会长；尽是一人身兼多职。若都是主席，谁是兵呢？

我不由想起去年在美国时，一友人告诉我，民运人士全都是官儿，没有兵，站大街上一讲话，底下连个捧场的都没有，也太惨了吧。结果，“人民民主党美国总部”的刘东星拉来了两三大汽车人，个个穿着统一TV衫，举着牌子来助威，民运大官儿们这才傻眼，知道人家的重要了。可多少领袖人物还是看不起“难民党”呵。

轮到我时，我先讲了1984年的那封闭屠杀事件，又说：“第二，请问，有哪一个民族，象汉族一样，残杀自己本民族的人，长达六十多年，却从来不知道向被害者道歉呢？它连向自己人都不会道歉，又如何会向其他民族道歉呢？我是汉人，可我眼里的汉族，给我的只是耻辱。汉族只知道欣赏皇帝，哪怕说‘大唐盛世’，其实也只是希望人民欣赏皇帝。唐朝好什么？连老百姓的医疗保险都没有，连每个人的退休金都没有，任何福利也没有（大家笑），远不如现在的西欧北欧，却没人提出这些，一味地歌颂唐朝。人们欣赏的只是皇帝，而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三，英语世界有多少国家？法语，德语世界，有多少国家？为什么汉语世界只能是一个国家？它的道理何在？大国为什么必定好？小国为什么就不好？我所看到的小国，如布丹，卢森堡，比利时，克力新斯坦……多啦，就连法国和瑞士，也不大，他们的生活，比大国人民幸福一千倍！我们的大国历史，从古至今，有什么好？好在何处？有学问的拥护大国的人，应当把你们的道理写出来，驳倒我的疑问。四，藏族的文化，语言，习惯，和汉人毫无共同之处，为什么非要受汉人的管辖？制定‘联帮制’，就等于还要管着其他民族，制定者问过谁？为什么从来不问老百姓？为什么只是几个政客说了算？我认为，任何地区，只要民意票数通过大半，谁想独立，谁就应当独立。汉语世界，也绝对不必非得一个国家不可。五，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对西藏流亡政府雪上加霜。西方各国，为了做生意，和中共示好，如瑞士，就不支持这次会议，这是德国网上的消息。达赖喇嘛政府的经费很紧缺，可是得不到西方更多的支援。建议今后节约经费支出，花太多的钱用在讨论上，是个浪费。不如把钱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如，象法轮功那样办免费报纸，网站和电视节目等等，让人们了解藏人。六，汉人应当从自我做起，先让自己的灵魂透明，在说话，写文章和文学作品中，亮出自己的私心杂念。只有先提高汉族自己的质量，才能谈到与别人友好相处。”

五分钟怎么说得全？主持人敲瓶子，也只有停止。没想到竟得到了不少人的掌声，有生以来头一回。

五、争论的焦点

当下午美国的杨建利发言之后，没想到，一个下午，全组中，竟有一半人在和他争执。或许他不习惯这敲瓶子，总之，他说了好几次，大家还是不太明白。他说，他在寻找新的道路解决藏汉问题。一是不能提独立，一提独立，就会引起国内汉人对藏人的仇视；二是达赖喇嘛的谈判道路也证明走不通。

尤其我太笨，也许别人都听明白了，可我还是不明白，就又请求：“你能不能用一句话说明你的第三道路？”

他只好说：“就是维权道路。”

我心里仍是觉得太抽象。比如，怎么个维权法？具体怎么去做？但我不想在民运人士的迂回语言上伤脑筋，我反正听懂了一个内容，无论是杨建利，还是潘晴，还是日本的或是哪国的老民运人士，他们的口径都相当一致，就是不能提“独立”二字。他们似乎是一心为少数民族着想：一提，就会引起大乱，就会流血牺牲。他们是为了“爱护”少数民族。这包括对台湾“民进党”的态度。他们看不起“民进党”的是：你们喊了半天，却又不真刀真枪地跟国民党对着干（这时他们又不担心流血牺牲了，也不考虑中共是否会大兵压境了。怎么和对待藏族与维族的态度全不一样？）。

我是不懂政治的人，又没理论水平。在中午休息和吃饭时，我也和台湾人香港人聊过，他们说：“维权吗？在海外怎么维？光杆司令连个兵都没有，要维，就应当去大陆维权去，那才有作用。”

又一位说：“想独立是大多数人的心愿，不可以将就那些糊涂的被长期洗脑的愤青。假如说，独立因为不能成为现实的话，就不能提，那么，民运人士长期高喊的‘人权’，又有什么改进？不是照样高喊吗？大家都不说出心里想说的话，什么事能成为现实呢？任何事的成功都有代价，何必杞人忧天？“

另一位女士说：“谁都知道，如果民进党真的和国民党干，中共正好以此理由统霸台湾，杀人放火无恶不做，也不用一国两制了。但是，这不等于不让人民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呵。”

下午四点开始，开全体大会，先由各组主持人以不许超过十五分钟的发言，汇报本组的讨论情况，达到了哪几点共识。然后，每人自由举手发言，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那敲玻璃瓶的办法，竟搬到了这“议会”上。

潘晴第一个发言，慷慨激昂，还是老话：只要说“独立”，就会流血牺牲，人头遍地，就会引起汉藏族之间的仇恨。

大约是四五个人以后吧，我也发了言：“为什么苏联解体之后，没有成立联邦制？为什么立即变成了各个小国？它是什么原因？在座的博士们和有学问的人， ，为什么你们从来没人写文章阐述这个事实？假如解体之前，苏联人民谁都没提过独立，谁都没有这个愿望，苏联政府会不会仍是一国统治？就算独立的愿望一千年成立不了，但只要是人民心里想的，是人民自己愿望的，民运人士就应当尊重民意，而不是武断说这不能提那不能提。因为你们谁也没一人一票地去问过老百姓。任何地区的人，只要票数通过，想独立，就应当独立。”我又一次提了今后开会应缩减开支，用在更有用的事情上，说法轮功的许多做法，值得学习。没想到又一次不少人给我鼓掌。

陈破空的发言更为有力，他清晰的简练地阐述了藏汉关系；曹常青的发言仍是独特幽默，他二人的话引起了人们更响亮的掌声……。

民运人士应该反思：为什么你们的发言没人鼓掌？为什么你们的口径那么一致？你们的独立思考就是这个结果？

每人允许住的天数不一样，有的两天，有的三天，有的到十一号。我到了八号上午就该回德国了。留下的人还要继续开会总结，还有其他节目。我高兴地和每一位新认识的朋友握手道别，得了那么多的名片。……我曾和朋友们出去闲逛，欣赏市容。在晚上空闲时，还接受了伦敦“BBC”电台的采访……。四个白天，三个晚上，过得真是紧张和愉快！当我和西藏朋友们道别时，我不禁又热泪盈眶，是他们的人格给我的感动……。

十个小时的火车路程，让我可以好好想想心事……。独立，那是人民的心愿。人们再也不想受中共的长期统治。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语言___在那连发表文章都不自由的土地上。正象第一个高喊“人权”的人必定被杀，正象第一个写<出身论>的人遇罗克必定被杀。但只要是越来越多的人民发自内心的呐喊，它必定会由独声变成雷电，由水滴变为洪流。这里不存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主观愿望，这里只存在有多少人民心愿的事实。一个国家改变与否，正是人民的心声所决定的。

请尊重人民的意愿！

2009. 8. 9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