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0日是1959年藏人抗暴起义的四十七周年纪念日。每逢这个时节，以达兰萨拉为中心的世界各国每年如一日地举行着抗议活动。但是，今年不同于以往的纪念方式，达赖喇嘛的“三月十日声明”和西藏流亡政府“噶厦的声明”标志着这个特殊转折点。笔者看来，这是一次前无先例的破冰之举，也是达赖喇嘛为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让步已到位。

达赖喇嘛再次“三月十日声明”中表示“希望访问中国，希望亲自看一看中国的发展，并参拜佛教圣地”。还强调“我再一次重申，我不希望追求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是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寻求西藏的未来。任何听到这项声明的人都会认识到，我提出的让西藏获得真正自治的要求，不等于分裂的要求。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她或他对现实的看法必定因各种疑虑而模糊了。……正如俗话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营造良好的和谈气氛也不是单方面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重视并具有通过目前的接触途径进行和谈的诚意，则表现出诚意的姿态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呼吁中国政府做出积极的回应。”。西藏流亡政府“噶厦的声明”中强调，“达赖喇嘛希望访问中国是藏中接触中藏方所努力的重要部分，现在需要更进一步地为藏中接触创造良好的环境。……藏中双方千万不能听信于部分无牵涉之人的造谣。”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曾经多次发出过这类呼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是拒绝，指责他意图分裂。达赖喇嘛特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战部上个月举行了第五轮会谈,对此记者们说，“双方在2002年恢复的会谈迄今为止还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结果。”同时，身为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强巴彭错在这次“两会”期间北京强调说，“目前的接触谈不上什么谈判，但是，继续接触有利于双方了解。……爱国不分先后……”等。又正逢上个月举行的第五轮会谈时，（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达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国际上四处活动，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大家都非常清楚。达赖四处窜访，目的在于推动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分裂祖国，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和巴勒斯坦有着非常好的关系，我们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希望中巴关系能够继续健康、顺利发展。”

对此笔者前往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克先（Lukar Jam）处交换了看法，他是极少数专门从事“藏中接触或和谈”研究的藏人之一。他说“藏中接触无法进展的障碍在于中方一直怀疑达赖喇嘛至今没有承认过西藏自古以来中国的一部分，还多次强调过‘西藏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在西藏人民手里，他回去后不参政等。可想而知，那样的结果‘西藏问题’得以解决也难以结束。一方面剩有藏人继续争取‘独立’的途径，另一方面，达赖喇嘛不参政直接影响到所达成的协议长期无法执行下去。除此之外，‘三区统一自治’，民主制度，台湾是否属于中国等不是障碍，那是一种拖延战术而已。”这是我第一次从藏人口中听到具有深度研究的评论。先前西藏一位著名作家也对笔者说过，“藏中接触比不接触好。但是，现行体制下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除非变了天。”另外，达赖喇嘛的“三月十日声明”中也强调“西藏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5个民族中不仅是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而且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是，西藏民族还是一个举世皆知的具有极为特殊之地理、历史、语言文字、文化、宗教与传统习惯的民族，许多过去的中国领导人都明确地承认这一点。”

那么， 笔者为何此举称之为破冰之举呢？理由相当简单，达赖喇嘛的“三月十日声明”中又强调：“自从1949年开始，雪域西藏的各地陆续发生了前所未闻的时变，从而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1951年，由于西藏的特殊地位与现实，根据中央与地方通过协商途径解决西藏问题的文件内容所示，从此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为了在中国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处的大家庭内真正实现西藏人民当家做主，施行自治的政策而竭尽了全力。1954--55年间，我代表西藏人民前往首都北京时，与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讨论有关西藏民族的前途问题，当时让我产生很大的信任与希望，并满怀信心地返回了西藏。然而，从1955年底开始，极左政策在西藏的一些地方蔓延，最终到1959年使整个雪域西藏陷于困厄，并导致包括我在内的十余万西藏人流亡国外，至今已过去整整四十六个年了。”显而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1959年时任总理周恩来签署的所谓“解除西藏地方政府职务声明”，达赖喇嘛又收回“否定十七条协议的声明”之后， 所有问题基本上迎刃而解。从国际视野看，此举符合美国，欧盟，印度等国家的长远利益。某些暂时为讨价还价而借助“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者会经济利益上受到一些损失，但也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这个诚意？

当然，也不是没有其它问题。比如，“所有藏族名副其实的自治”，“民主体制”，“班禅灵童问题”等。又回过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今划分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也是一种变相承认以往所有藏族统一的例证。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站在战略高度以分步兑现所有藏族自治的策略可能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但是，这个只能又来自中共领导层。 “放弃民主”不利于当今时代的潮流，更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想解决“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然后统一到“中国治下”的话，只有民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既然给国民党打开了访问之门，怎么不开通参政之路呢？因为，国民党是台湾有权执政的党派之一，才能对中国的统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理，西藏流亡社会的民主经验多少带些东方色彩，尤其是相适应于藏中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转型又会起到一步到位的作用。

至于“乘缘而来，各其所归”而言，除非彻底否定“藏传佛教的转世灵童体系”，达赖喇嘛无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定的班禅灵童”，因为，它牵涉到“佛教文化的核心生命轮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隐藏着进入文明冲突的边坎。对此李克先研究员说，“班禅本身是个宗教、文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产物。政治层面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赢家，但是，宗教和文化层面而言达赖喇嘛是赢家，因此，双胞胎之争可能是引发文明冲突的导火线。”换一个角度看，“班禅转世灵童问题”的产生宣告了西藏精英代替喇嘛时代已经开始，这对藏人争取当家做主的自由运动将会起到深远的影响。是否有“乘缘而来，各其合一”的可能性？比如，达赖喇嘛承认“中共班禅”的政治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承认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转世灵童”的宗教地位。西藏以往认定转世灵童过程中也有很多适合于现在借鉴的史例。

（原载《了望西藏》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