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经常使我着迷，在西藏我还是一个小孩时，我老是想搞清楚为何周围的事物会运作。当我得到一件玩具时，我先玩它一会儿，然后把它拆开，看它是如何组装的。后来我的年龄稍大些时，一架电影放映机和一辆老车就成了我的实验品。

我曾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有一阵子它真是我最爱不释手的东西，我总是用它去望天观星，寻觅天堂。有一天晚上，观望月亮时，我意识到它的表明上有些黑影，于是我急不可待地请我的两位导师去看，因为这有相悖于我所学到的古代宇宙学中“月亮所发出的是自身的光亮”的观点。但是通过我的望远镜，这一点很清楚，月亮是一块布满火山坑的不毛之地，如果那位 4 世纪时撰写论文的作者今天写这些，我确信他写有关宇宙论的章节时写的会不一样的。

如果科学证实佛教所相信的有些东西是错误的，那么佛教必须相应地作出改正。依我看，探索真理和了解事物的真相是科学和佛教共同提倡的精神。科学对有些事情有更正确的认识，所以从科学那里学习这些东西，我相信它使佛教的世界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多年来，通过我自己和我帮助建立起的心灵与人生研究院，我有幸结识了不少科学家并与他们谈论他们的工作。世界级科学家很慷慨地向我讲授了涉及原子物理、宇宙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这里咱们所讨论的神经科学，显然，是很重要的议题。这些交流使一个精辟的研究方法应运而生，出家的僧人和神经科学家合作，测试静坐对脑功能的影响。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证实佛教的对或错，更不是把人们带进佛教信仰中，而是通过科学方法研究传统信仰中所运用的方法的潜能，以及与大家共享研究成果。

如果传统的修行和科学方法两者之间找到共同点，我们将会为减轻人类的困难迈出又一小步。

这一合作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威斯康新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里查德﹒大卫逊博士已出版了他研究喇嘛们坐禅时大脑神经状态扫描图的结果。他发现，当一个人处在静坐入禅状态中时，大脑神经中枢中，被认为与人的心情愉快程度有关的那一区域的活动频率增加。他还发现，一个人成为静坐入禅者的历史越长，上面提过的那一区域的活动频率增加的越多。

相关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中。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克恒博士在研究静坐入禅对注意力的影响。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的玛格理特﹒可麦尼博士在研究如何静坐入禅帮助学校教师们的精神集中的能力得到发展。

不管这一工作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它正处在进行中，这使我深受鼓舞。你们看，许多人仍然认为科学和宗教是想悖的。我同意宗教中的有些概念与科学实情和原理之间存在不同之处，我也同时感到来自两方的人可以聚在一起进行学术讨论，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我们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凡﹒威萨凯尔是我最早的理科教师之一，他是量子物理理论家威尔耐﹒黑森堡的徒弟。威萨凯尔博士正式地给我上过理科课程。（听他讲课，我感到迷惑不解，我想自己能够抓住论题中那些错综复杂的东西，但是每当课一下，我把他所讲的内容也忘的差不多了。）

威萨凯尔博士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他对量子物理学的哲学含义和科学对道德的后果感到忧虑。他认为科学应该研究那些通常留给人文学的问题，从中会收益不浅。

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把伦理和道德原则约束科学发展的方向，尤其对生命科学而言更如此。我在这里提出伦理道德的观念，不是在提倡宗教道德观和科学问题混合在一起。我在这里所谈的是被我称之为“俗家道德”，它所体现的原则为我们人类共享的道德品质，其包括：慈悲、宽容、关心他人、负责任地运用知识和权力。这些原则可以用于越过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之间的障碍物，因为上述这些原则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信仰，而是属于所有的信仰。

今天，我们所掌握的人脑和人体的细胞及基因方面的知识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凭借遗产基因学领域取得的成就，科学家能够制造新的基因实体；比如，杂交的动物和植物种类---尽管它们的将来会如何还难以预测。

有时候科学家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之内，预料不到他们的工作成果在更大程度上一定会做成的影响。与科学家们交谈时，我总是提醒他们要记住日常工作之背后的广义的目的。这一点变得比以往更重要。举不完的例子说明，我们的道德观念就是没能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 科技发展的速度日新月异，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选择权仅留给任何个人手中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是神经学会今天在华盛顿召开的年会上，我讲话时要指出的一点。我建议，掌握科学与人道主义之间关系的学问不再看成仅仅是学术上的需求，所有关心人类存亡之大计的人必须要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件急事。

加强神经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对话----其实加强整个科学界和社会之间的对话，有助于更深刻地领悟人性的价值和我们对万物共享的自然界所负有的责任。

正如商业界对道德准则有了新的认识，科学界能够更深刻地考虑如何进行科研工作和运用科研成果，将会收益不浅。科学家们不但要擅长于搞科研项目，而且要留意他们搞科研工作的动机和目的----它是否有助于建立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类社会。

（原载2005年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 仁青塔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