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西藏宗教的现状

一、从“活佛爆炸案”说起

表面看，藏区现在到处是寺庙，香火旺盛，僧侣众多，人们自由地拜 佛转经。在藏区浮光掠影地走一圈，然后得到藏人宗教信仰完全自由 的印象，是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共同经历。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一 点，因此变过去的封闭防守为主动进攻，开放西藏门户，邀请更多的 外国记者和政客去西藏参观，并且开始取得成效。

而在2003年1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藏人洛让邓珠被执 行死刑；藏人僧侣阿安扎西被判缓期两年死刑。阿安扎西是一位广受 当地信教百姓拥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当局指控他策划并且指使 洛让邓珠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性的恐怖爆炸案，因此判刑。

2001年1月，甘孜州首府康定的折多河中桥半夜发生爆炸，无人受 伤，但震惊整个康定城；2001年8月1日夜里，也是在康定，中共甘孜 州党委的大门遭爆炸，值班室内两名武警受伤；同一年10月2日，康 定城内州交通警察大队大门又发生一起夜半爆炸，守门老汉被炸死。

现在，这几起爆炸案都归于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对这次审判的疑 点，我已经写了其他文章进行质疑，不在这里重复。我想从另外一个 角度提出问题，如果西藏宗教真如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自由，为什么 会发生这些爆炸案呢？我虽不相信是阿安扎西指使了爆炸，但爆炸的 确可能是藏人所为，而且和宗教问题有关。甘孜州当地与我持相同看 法的人不少。康定发生爆炸之后，当地人首先想到的不是阿安扎西， 而是离阿安扎西居住地几百公里之外的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二、驱赶喇荣尼姑

距离色达县城20多公里的喇荣山谷，有一座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晋美 彭措建立的五明佛学院。1980年创办时只有30多人，到了90年代末， 在那里学习的僧众已近上万人，其中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喇嘛， 有尼姑，还有上千名汉人信徒，从各地前去学习的僧众不断增加。

中国当局对任何不被其完全控制的组织都怀有猜疑和畏惧。1999年8 月我在康区旅行时原打算去色达，当时就听到当局要对五明佛学院进 行整肃，传说警方已对那里进行控制。因为我刚从新疆出狱，同行者 担心再惹麻烦，遂决定不去。当局整肃五明佛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减 少那里的人数，使之不能拥有太大影响。按照当局的规定：佛学院原 有的4,000多名藏族女僧众只允许留下400人；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 男僧众只允许留下1,000人；而所有1,000多名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 部离开。

当局原指望主持佛学院的晋美彭措和其他活佛、堪布能够协助完成驱 赶僧众的任务，但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他人 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于是当局使用强硬手段，由工作组指挥 雇来的汉族民工摧毁僧众的房屋，让僧众无处存身，逼迫他们离开。 2001年7月10日拆房达到高峰，一天之内拆掉了1,700多座房屋。我听 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 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 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就在色达拆房高峰的20天后——请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甘孜州中共 党委大门被炸。而康定城里发生的三起爆炸都是在对色达五明佛学院 整肃最烈的2001年内发生。

我当然不是说色达五明佛学院的高僧们参与或指使了爆炸，但是那场 强行驱逐波及了来自各地的几千人，被赶走的人不再受佛学院管束， 而其中不少人并没有修行到佛教的不嗔与忍辱境界。想到上千对社会 毫无伤害的女人仅因为有信仰就被拆毁住房，逼她们凄惶逃奔，连我 这样的无关者都会感到愤怒，何况那些被驱赶的人？以爆炸进行抗议 不是没有可能。

三、藏区有无宗教自由？

宗教有不同的层面，有的显露在外，如寺庙建筑、僧侣念经和信众烧 香拜佛，也有表面不容易看到的，如宗教的哲学、传承、组织、教育 等。后者是宗教的实质，前者是宗教的形式。形式是实质的载体，宗 教如果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就不是宗教而成了迷信。

目前藏区的宗教在形式上的确有了相当自由，走马观花的旅游者几乎 不会看到限制，但是稍微深入一点，就会知道限制不仅存在，而且无 孔不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2000年我在西藏自治区做过如下调查：

“……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 　　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 　　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 　　赖；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 　　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 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 　　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 　　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赖像， 　　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 　　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 　　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 　　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党员，15万职工，其中80% 　　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 　　超过西藏总人口的10%。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 　　工家检查。今年（2000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 　　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 　　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 　　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 　　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 　　色，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10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还不如没有。”（王力雄，《与达赖喇嘛对话》，人间出版，2002年，页109～110）

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藏人最多的地区就是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主 的康巴地区。康区两位最受信众拥戴的活佛——康北的晋美彭措和康 南的阿安扎西，一位门下几千弟子被驱逐，一位本人被判死缓入狱。 追溯政权对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焦点就在宗教是否自由。他们要宗教 自由，而政权不给他们这种自由。

四、宗教自由的以身试法

以阿安扎西为例，他落得这样的结果，与他和当地政府多年的矛盾有 关。甘孜州当局一直把他视为异端。1997年7月，甘孜州宗教局禀承 甘孜州党委的意志，下发了一个专门针对阿安扎西的文件，其中指责 他的内容有：（一）把一个帐篷寺庙改建为土木结构的固定寺庙； （二）扩建了寺庙；（三）修建了一处“念经活动点”；（四）指认 了两名活佛的转世灵童；（五）插手干预另一个寺庙的搬迁。

一目了然，以上对阿安扎西的指责，每一条都属于宗教事务。如果真 有宗教自由，政府就不需要对其中任何一点进行指责。然而政府不但 这样做了，还由此对阿安扎西进行了以下几项处置：（一）取消他的 活佛身分，责令其只许做一个普通僧人；（二）否定他指认的转世灵 童；（三）规定他不得去其他寺庙参与活动；（四）罢免其雅江县政 协委员。（因为在中国有太多“窃密”、“泄密”的罪名，所以我在 这里不能透露文件内容的来源。）

这几项处置，除了罢免政协委员可以由当政者决定，其他几项无疑都 是对宗教事务的干涉。除此还有一个问题是当局的干涉能否生效。按 照阿安扎西本人说法，他的活佛身分是他在印度时由达赖喇嘛认定 的。那是宗教内部的传承，只能遵循宗教内部的规则。一个信奉无神 论的政党地方分支机构，何以能够决定谁可以是活佛谁不可以是呢？ 对这样的决定，阿安扎西不会接受，当地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接受。那 是宗教原则，不是有权力就可以改变的。事实也是这样，老百姓仍然 把阿安扎西当作活佛，阿安扎西的威望反倒越来越高。几万当地百姓 联名为阿安扎西进行担保。这把政府放到了一个尴尬地位，它以颁发 文件的方式宣布了对阿安扎西的处置，却又不能得到兑现，于是政府 遭到蔑视和挑战，相关官员也遭到羞辱。虽然这应该说是政府方面自 取的，但政府却会把账记在阿安扎西头上。

在认为权力可以做到一切的社会，当权者不会因为人民不接受就善罢 甘休。他们必然要不断升级，一个回合没胜就来第二回合，直到最终 证明权力取得胜利。

第二 宗教对西藏的社会功能

五、被击毙的盗贼

我在阿安扎西入狱之前就开始对他关注，曾计划把他作为研究对象。 我对他的兴趣，最初起于如何维系藏区社会治安的思考。

康区——特别是甘孜州——是个治安案件多发地区。我自己有亲身感受。一次我开车到甘孜县城时太阳未落，住下有点早，赶到下个县城则要走一半夜路。我早听过在康区不敢开夜车，但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决定继续走。结果黄昏刚近就不见任何车辆，夜色降临更是漆黑一片。果然我碰到一棵巨大原木横挡在公路中间，那是强盗惯用的拦路手法，只要车一停，藏在黑暗中的强盗就会出来抢劫。幸亏木头和路边排水沟之间还有个空档，让我的车能从那冲过去，才幸运地免遭抢劫。

我在雅江县还遇到一起命案。那次我住在离县城几公里的一个路边旅店，早上喝酥油茶时，旅店的藏族老板指着窗外让我看。不远处的路边上，一块编织布遮盖着一个形体，一看就是一个人。藏族老板说， 那是昨晚被警察打死的强盗。强盗是两个藏人，抢了一辆成都货车。 司机到雅江县城报了警，带着警察沿路回来找。两个强盗刚好走到这里。警察逮捕他们时，因为他们有拔刀动作而开枪，当场打死一个， 另一个跑上了山。藏族老板忏悔说，两个强盗先是想住他的旅店，因为没有身分证没让他们住，出门就遇到了警察；如果当时让他们住 下，可能就不会死了。不过他随后又说，打死也好，前年前面山上也被警察打死了一个，结果太平了一阵。最近抢劫案又多起来了，再打死一个又会有一段太平。

不久县里来了几辆警车勘查现场，我跟一位警官聊天，他说现在的案件越来越多。10年前他刚进县公安局时，全局只有30多人，现在已经 70多人，案子还是破不过来。最大的问题是藏区地广人稀，道路差，交通不便，若是哪里发生案子，报案须骑马翻山，有时得走几天，警 察去现场也得骑马，又得耗去几天，犯案的人早就跑了。而且茫茫草 原，连绵大山，人一跑根本不知上哪去找。他说治理藏区的社会治安，只有毛大爷（他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方法最好，那时候靠的是群众专政，全民皆兵，人人都提高警惕，有违法犯罪的现象大家一块起来管，基层组织也发挥作用，即使没警察，也没有人敢轻举妄动，或者即使发生什么罪案，案犯也跑不了。现在呢，基层组织失去作用， 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全当没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持社会的治 安全靠警察，只要是警察手伸不到的地方，罪犯就可以胆大妄为。

不过，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阶级斗争来上紧社会发条只能维 系一时，不可能长远。当毛的一套已经不能再指望，藏区的社会治安 应该靠什么维持，扩展地讲，就是西藏社会应该怎么治理，靠什么保证秩序和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不仅是现在和毛时代需要面对的问题， 历史上也一样需要解决，那么在以往的千年时间中，西藏是怎样解决 这个问题的呢？

六、活佛如何成为社区领袖

雅江县是藏区与汉地最接近的县之一，处在与各种现代化因素、商品经济、市场意识、流动人口等频繁接触的前沿。

但是在雅江西部的乡村和牧区，与康区的恶劣的社会治安状况相比，却是另外一种景象。我在一位名叫嘎玛的康巴人家里住过（为了防止给当事人造成麻烦， 这里用的是化名。下面他的两个朋友的名字也是化名）。嘎玛有两个几乎天天在一起的好朋友，一个叫勒布，一个叫曲扎，他们三个都是典型的康巴汉子，高大魁梧，一副英雄模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全都不喝酒，不抽烟。面对我的惊讶（康巴男人中嗜酒者颇多），嘎玛解释说，原来他们都是很能喝酒的，抽烟、赌钱、打架、打猎、偷东西……所有的坏习惯都有。周围的藏人几乎都是如此。嘎玛的额头上现在还有一道刀疤，他也砍过别人的头（我想象得出嘎玛打架时的 勇猛）。那时他光是输在赌博上的钱就有13、4万元。家里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天天喝酒，喝醉了就耍疯，要么打架，要么掏出钱包来随便送人，或者两个喝酒伙伴互相送对方回家，来来回回走上好多趟，回到家里还要打老婆。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有几年时间滴酒不沾，不抽烟，不赌博，不偷不抢不打架不杀生。不仅他们几个是这样，周围几个乡的老百姓，90%以上都跟他们一样戒掉了恶习。

是什么使他们发生这种变化的呢？就是阿安扎西。阿安扎西7岁出家，年已30才在印度被认定为活佛。1987年他返回康区，在甘孜州雅江县和理塘县交界一带主持宗教活动。嘎玛告诉我，以前虽然也有活佛来，但那些活佛对老百姓的状况并不关心，拿到老百姓的供养就走人。阿安扎西却不一样。他不把老百姓给的钱放进自己腰包，而是用来做善事。他养了6、70个孤寡老人，没人养的他都养。他给不能通车的村子出钱修路，他还自己亲自参加修路。他办的学校有130多个 学生，都是孤儿、残疾儿童或贫困家庭的儿童，每月的花费要13,000 多元，都得靠阿安扎西来解决。

阿安扎西得到百姓信任，他对百姓也就有了影响力。他提出禁止喝酒 赌博等恶习，人们就接受了。戒除恶习的人一多，成了风气，也就带 动了更多的人。每年他都要下乡给百姓讲经传法，每个乡讲半个月。 讲法时他挨个点名，每个人他都认得，并且知道乡村中发生的每一件 事情，谁打架了，或是谁偷了东西，他都了解。他会叫那些做过坏事 的人站到人群中间，在众人面前谴责他们。喇嘛带领大家一块念经的 时候不允许他们参加。这对藏人来讲是非常大的耻辱，而且有佛教中那种业和因果的威慑，对他们心理的触动会非常大。最后做过坏事的 人要当众认错，表示改正。这样的人一般都会痛改前非。

我问嘎玛，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生活的乐趣是什么？嘎玛说乐趣多得很，耍坝子、跳弦子、吃好的、吹吹牛都是快活事。抽烟喝酒打牌没有什么真的乐趣，或者是当时乐一下，事后后悔。我相信他是真心这样说。虽然他的体魄看上去力能拔山，可是他的眼睛单纯得就象孩子。我先去睡觉时，嘎玛、勒布和曲扎余兴未尽，在外屋的火塘边又接着“吹牛”。我半睡半醒地听着他们在外面不停大笑，真是发自心底的笑，那样地开怀、透彻、给人感染。我实在想不出，他们天天在一起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还可以那样一起笑？他们一小时发出的笑要超过我一年的笑。他们的确很快活，而那快活和物质财富、感官享受是没有关系的。

七、幸福来自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当权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曾有 10年时间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在西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 会上的讲话。）

只要懂得一点常识，就会知道这是不正确的。不过可想而知陈奎元先生会这样争辩——那些以为自己在宗教中获得了幸福的人，不过是精神鸦片的迷幻作用。陈先生所说的幸福有“实际”二字作为定语。那么需要问，什么是“实际”的幸福呢？幸福是“实际”的吗？这世上 有没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叫幸福，可以放在盘子里，吃得越多就越幸福呢？没错，物质方面的满足的确可以带来一定幸福，但那只是在一定的阶段。有研究者认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 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王绍光，《市场、民主与幸 福》，《天涯》杂志。）

人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精神世界。宗教的核心就在于解 答生命的意义，宗教自身同时亦是结构完整的价值体系。所谓幸福， 其实就是意义与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因此在人类满足温饱之后，宗 教是给人类以幸福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千百年来西藏人的生存之道 和幸福之道，也是主要立足于宗教。

八、“康巴雄鹰”遭殃

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成为全中国的座右铭。即使在藏区草原，也到处矗立这样的语录牌。中共对西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地区 保持稳定的冀望，都寄托在“发展”二字上。他们相信，随着经济发 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安居乐业，民族矛盾也会越来越 少。

真是这样吗？是否发展就会稳定、富裕就会稳定？我们再来看嘎玛的故事。近些年，康区每年都要举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活动， 其中一个重要节目就是评选“康巴之鹰”——有点类似内地的选美， 不过选的是外形彪悍、丰采过人、服饰华丽的康巴男人。嘎玛先天条 件好，身材魁伟，做派粗犷，一头漫卷的长发特别有英雄气质，每年都要被雅江县作为代表送到州里参加“康巴之鹰”的竞选，而且多次 成功地当选为“康巴之鹰”。这对嘎玛本人当然也是一个荣誉，因此 每次参加选拔前他都要认真地准备“行头”，如虎皮或豹皮缝制的彩 缎藏装、贵重而繁多的配饰、镶金嵌银的腰刀，当然还少不了一条好 枪。要显示康巴男人的气概，最重要的莫过于有支枪了。然而，嘎玛去年参加完“康巴之鹰”评选活动后回家不久，便被抓进了公安局。

得话分两头。从几年前开始，当局下令收缴民间枪支，原因当然是为 了“稳定”。藏人爱枪，多年来藏人有枪一直是被允许的，尤其在牧 区，为了防范袭击羊群的野兽，枪几乎是必需品。因此收上来的都是 些破旧枪支，好枪没有人交。而嘎玛去参加“康巴之鹰”的竞争，当 然不能背一支破枪，他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支好枪。

无论是嘎玛还是借枪的朋友，都没有想到这事会惹着公安局。因为评 选“康巴之鹰”的活动由政府组织，嘎玛是雅江县选派的代表，在这 种活动上背一支枪，就跟演戏的道具一样，没有什么不对。即使是公 安局的人看到，也会认为是政府同意的，不会追查。除非是有人专门 举报，说那枪是违法的，也在收缴的范围。嘎玛正是遭到了这样的举 报。

是谁举报了嘎玛？这就要把故事转到另一条线上。当前中国举国开发 旅游，藏区也不例外。嘎玛所住的村庄就是雅江县规划中的一个旅游 点，被定为“藏家接待”，即把旅游团安排到当地百姓家吃住，游客 直接付钱给接待人家。目前项目刚开始，为数不多的旅游团都是县旅 游局直接安排，当务之急是要给游客留下好印象，传出去一个好名 声，才能把景点推出去。因此要求接待的家庭房子够大，卫生好，会 做饭，主人善于与客人打交道。嘎玛家这几方面的条件在村里都是首 屈一指，于是旅游局安排到他家的旅游团最多，嘎玛当然也挣到了一 些钱。照理说，旅游办好了，村里家家经济上都会受益。人们生活已 经比从前富裕了很多。当年不那么富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都不错。 尤其是阿安扎西在的那些年，大家一心向善，很少发生争执。即使发 生一些矛盾，也有他们称之为“大喇嘛”的阿安扎西来断决，马上就 能摆平。现在不同了，嘎玛家接待的旅游团多，别人心里就不平衡 了。县旅游局长去村里视察时，村里一群人去质问，为什么不把旅游 团平均地分到各家？旅游局长让他们“回家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 样”。有人气不过——怎么让你嘎玛把好处都得了，又出“康巴之 鹰”的风头，又挣旅游的钱——于是使出了举报一招。

嘎玛被抓进公安局，不但枪要没收，罚款，拘留，最让他羞辱的，是 把他的一头长发剃了个精光。他一辈子都留长发，已经成为他与生俱 来的一个部份，剃掉他的头发，对他就如同割掉鼻子差不多。他哀求 警察，表示宁可交一万元给公安局，也要留下头发。但是警察不听那 一套，硬是把他剃成了光头。等嘎玛从拘留所里出来，他在人们眼里 成了被拔光羽毛的鹰，再也神气不起来。人们都把他当笑话讲。我去 年到雅江，也去了嘎玛家，但是他不在，听说他闷在家里很长时间， 然后出了远门。我没有看到他的模样，也无法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但 我猜得出来，举报者此刻一定感到恐惧，当初想报复嘎玛也可能仅仅 是让他丢一条枪、罚点款，并没有想让他遭到如此羞辱。拔光羽毛的 “康巴之鹰”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康巴人可是有血性的啊。阿安扎西 已经被关进了监狱，谁还能管得住嘎玛，约束他不要返回到原来那种 用刀说话的状态呢？眼下嘎玛似乎没有什么表示，可越是这样，越会 让举报者害怕。康巴人报仇可不在乎时间，甚至可以世世代代地打下 去。举报者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刀磨快，时刻带在身上。

不光我想这个问题，当地人也在困惑，房子越盖越大，有了汽车摩托 车，可是彼此之间为什么反倒变得恶毒，未来又会怎样冤冤相报下 去？从这个角度看，发展并非“硬道理”。即使仅仅从维持统治稳 定，消解民族矛盾的角度，仅靠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旧的矛盾的确 会消除一些，新的矛盾又继续产生，而且可能更复杂，更难解决。前 面讲过那个被警察击毙的盗贼，还有被警察剃头羞辱的嘎玛，当然还 包括被当局关进监狱的阿安扎西、遭到枪毙的洛让邓珠，以及几千名 被强行驱赶的色达五明佛学院弟子，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连 带的方方面面，最终产生出来的是什么？难道都能靠经济发展解决 吗？

九、靠什么保护藏区生态

康区之所以成为藏区相对富裕的地区，和一种名为松茸的菌类有很大关系。20世纪70年代，松茸只是百姓自家吃，一个人上山半天可以采到一背篓，市场上只卖两角钱1斤。现在松茸出口到日本，价格扶摇直上，高等级的松茸达到千元1斤。康区几乎是全民性地采摘或倒卖 松茸。在松茸主产区，仅松茸一项就能给当地人均年收入增加千元， 占到百姓收入的60%甚至更多。据说有的藏民拜佛时已经添上了祈求保佑日本人的新内容，希望日本人身体健康，能把松茸生意一直做下去。日本人保持健康倒不是难事，问题会出在康区自身。一个县干部 告诉我，他们县的松茸年产量90年代后期是千吨左右，2000年是700 吨，2001年是四百吨。如此锐减的原因主要在于不适当的采摘。松茸要在孢子成熟后才能再生，但孢子成熟后的松茸卖不出价，因此人们 都抢在松茸孢子成熟前采摘，松茸产量必然逐年减少。还有，随着松茸价格提高和采摘者增加，没长出地面的小松茸也要采，导致覆盖松茸菌床的植被掀开，菌床暴露，以后就难以再生长新的松茸。如此采下去势必没有明天，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仍然继续这样采。

康区的人采松茸，西藏、青海的藏区就挖虫草。虫草是一种冬季前后侵入蛾幼虫体内的真菌，夏季时从死虫头顶长出，据说有大补效果，主要是内地有钱人吃。价格也是扶摇直上，过去10多元1斤，现在几千元1斤。挖虫草的方法是连着草皮深挖20厘米，才能完整地取出虫 草。西藏山地的植被厚度一般也就是20厘米，需要千年甚至万年时间才能形成。有时一挖一片。放眼望去，挖过虫草的地方到处都是裸露的泥土，造成植被破坏，在雨季形成滑坡，连带大面积的植被剥离山体，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

虫草产量也同样大幅度地下降。20世纪80年代，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可 采2～3斤虫草，现在则采不到半斤。类似的情况还有其他天然野生药 材。藏区的藏药企业3年时间增加了两倍（1999年藏药企业有34家， 到2002年已经达到近百家——见中国中药材ＧＡＰ网），掠夺性的收 购和开采已经造成大量高原药材品种面临绝种。资源的日趋匮乏导致 越挖越少，越少越贵，越贵越挖的恶性循环。

比起其他地方，西藏的生态平衡要脆弱得多。我们知道生物多样化是 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能在藏区生存的物种相对 较少，生物多样化程度远不如低地。高原的生物链有点象那种一环套 一环的单链条，断掉很少环节就可打破整个生态平衡。不象热带雨林 那种每环同时对接多环的复杂网链，断掉几环只相当网上破个洞，不 会破坏整个网的平衡。位于中国头顶的青藏高原是中国几大江河发源 地，那里的生态失衡会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成倍放大，因此藏区生态 被破坏不仅是藏区自身的灾难，也一定会波及到中国的汉地。

应该说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长江大水后，专家们多 年谈论的江河上游生态与下游关系的意见终于被政府采纳，下令禁止 江河上游——几乎都集中在藏区——砍伐森林，并建立了一系列自然 保护区。然而生态不是靠命令就得到保护的，一方面，在藏区那种天 高地远之处，警察连罪犯都难以抓捕，怎又奈何得了违反生态保护命 令者？从另一方面说，青藏高原的生物链脆弱，个别环节遭破坏就可 能导致系统失衡，那么政府能否对生物链的所有环节都发布命令，并 且派人昼夜看管呢？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能比宗教做得更好。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体系不仅 能够调节人类内心世界的平衡，还能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这是宗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功能。在一个地区产生和普及的宗 教，往往可以对当地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起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