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青海的汉藏结合部，我在街上和普通藏人谈话，不超过半小时，压低声音，不问姓名，分手时我说“保重”，对方说“小心”。

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先生今年六至七月到藏区考察了近一个月，考察报告广为流传。就在毕先生考察藏区之后不久，我刚好也去了一趟成都和西宁等“汉藏结合部”。我不是去考察，而是想去感受，希望在不给任何人带来麻烦的前提下，能听到一点普通藏人心声。

看到赫然悬挂达赖喇嘛的法相

毕先生说他考察的重点是“藏传佛教，兼顾藏区政治与社会生态”。参观了数十座寺院后，毕先生发现了一个悖论：藏人中佛教徒减少，但达赖喇嘛的影响力没有减少。他从地位较高的藏人朋友那里得知，大约百分之九十九的藏人尊奉达赖喇嘛，在理塘某寺院的大堂里，赫然悬挂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法相。毕先生还发觉某些汉族干部似乎低估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力，认为这个现象值得警惕。

达赖喇嘛是藏人的民族领袖和精神领袖，赢得全世界的尊崇，对他的人民和信徒拥有强大影响力是很自然的事，何以要警惕？作为藏传佛教信徒的根本上师，寺庙里悬挂达赖喇嘛的法相，本属天经地义.在境外流亡藏人社区，我见到的学校、寺庙、商店、家庭等等全都悬挂达赖喇嘛的法相。毕先生在藏区参观数十座寺院，竟然只有一座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这本身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为何要“赫然”？

塔尔寺等藏地寺院对汉人收高价门票，毕先生认为这涉嫌种族歧视。殊不知寺院收门票本是违背佛教基本精神的。汉藏寺院均未有过靠门票来以寺养寺的传统.历史上，寺院可以拥有土地，从事一定规模的商业，加上信众的奉献，生存根本不是问题.一九五八年在藏地开展“宗教改革”，改革内容之一就是没收寺院土地，剥夺寺院的产权，禁止寺院从事商业活动，其目的是：“废除寺庙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取缔非法商业（寺院的商业都是非法的，商业活动停止了，就把它的经济基础挖掉了）”。这样做是为了“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对宗教加以限制”，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最终目标是要把宗教完全置於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如今党领导下的寺院只剩下收门票这样一种违反佛教精神的维生方式，毕先生只看到寺院的种族歧视！

藏教东渐，汉人寻求精神依归

毕先生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即“藏教汉传”。毕先生称之为藏传佛教向汉地的扩张。毕先生认为藏教东渐的首要原因是藏人信徒减少，同时汉地经济发展较快，因此信徒在增加，於是藏传佛教必须加速向汉地扩张，导致数量不明的汉地财富流向藏区.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恰好在印度南方孟古德西藏难民定居点.这里是“印度三大寺”中的哲蚌寺和甘丹寺所在地。我住的小客栈就在洛色林经学院旁边。僧侣们刚刚考完试，正在放假，每天早晚仍然传来诵经声。重建的印度三大寺并没有大宗“汉地财富”的支持，这三座寺院目前共有约七千多名僧侣.一九五八年之前，西藏三区曾有过几千座寺院，数十万僧侣，规模比现在大得多。那时候并没有“汉地财富”，寺院是怎样生存的？

越来越多的汉人成为藏传佛教信徒，这是早为人知的事实。每次去达兰萨拉，我都会遇到从中国各地前来听经、朝圣的信徒。汉人转向藏传佛教的根本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汉人不再满足简单的生物性生存方式，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之后，经过艰苦努力，在印度保留了藏传佛教的精华，各教派法王都在境外，在僧人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培养了一大批既受过现代教育，又精通佛法的的僧侣.在中国佛教各派中，只有藏传佛教的传承没有中断，并在流亡过程中发扬光大。

如今藏传佛教的四大法王都在中共控制之外，信众无论信奉哪个教派，都有机会得到正统传承，这是汉地佛教目前无法做到的。我曾在国内某着名论坛上见到一批佛教徒讨论，众人不分教派，一致排斥官方树立的爱国爱教典型。藏教东渐说明越来越多的汉人向藏传佛教寻求精神和道德资源，将之称为藏传佛教向汉地扩张，实为因果倒置

不是“肃穆”，是明显的“恐惧”？

我在西宁遇到毕先生同样的问题：没有人给我介绍他们的藏人朋友，连本来联系好，答应带我去观光的亲友都避而不见。不过这没有使我退却.我在街上随意与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普通藏人闲谈。他们中有干部、学生，也有打工青年。在特定的场合下，我得迅速做出判断，我旁边的这个人是藏人还是汉人，然后随意聊上几句，接下来我得尽快判断谈话是可以深入，还是只能就此打住。

我没有遇到别人欺骗我，有位中年藏人党员干部还带我到他最喜欢的穆斯林小餐馆，请我这个陌生汉人吃手抓羊肉。我们一边沾着盐巴吃羊肉，一边聊天，他说他有亲戚在那边。他说他没有机会学藏文，只会说，不会读写，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学好藏文。我问他是否希望达赖喇嘛回来，他沈默片刻歎道：“回来……也不那么容易吧？”他家里有达赖喇嘛的照片吗？“当然有，”他说.“能挂出来吗？”他摇头.

一个小夥子向我道出对寺院景点化的不满.我很理解。塔尔寺从早到晚游人如织，形形色色的人在佛塔佛殿前摆出各种姿势拍照，僧人走过，立刻被无数相机的镜头盯住，僧侣成了“道具”和背景。更不用说佛殿里的喧哗，导游一知半解的讲解。一九五八年之后，塔尔寺的命运一波三折，先是被关闭，后来又变成了“阶级斗争展览馆”；文革期间又被关闭.再度开放之后，这座名寺成了国家级“景点”。寺院里到处是警察，我在“花寺”参拜，背后就粘着“迷彩服”的目光。有个小夥子担心移民会把我们融化掉。还有个小青年说“很多阿卡不说藏语，不好好学经”。他忧虑很多年轻藏人现在把赚钱放到第一位，民族意识淡漠。

这些谈话大多不超过半小时，而且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压低声音。没有录音，没有笔记，我们彼此都不问名字。道别时，我总是说“保重”，他们总是叮嘱我“小心”。

只有在中国大陆，一个不属於任何组织的独立研究者，才会用如此古怪的方式来收集资料。如此诡异的状况，如此明摆着的恐惧，不用说也能看出，藏区政治与社会生态显然相当糟糕。如毕先生所看到的：“在拉萨，尤其是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北京路等重点路段，武警荷枪实弹，固定哨卡、流动巡逻、便衣暗哨佈满大街小巷，气氛极为肃穆。”那样的气氛不是“肃穆”，而是“恐怖”。

西藏问题不是政策技术操作问题

毕先生的考察报告开篇就说，他这次进入藏区的主要目标是瞭解西藏问题的实质：西藏问题究竟是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不料毕先生考察了二十七天，难以取得藏民信任，没人跟他谈论“问题”，他得出的结论却是：“西藏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民生问题，因而单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无法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或民族问题，政治因素和国际因素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西藏问题更不是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人权和文化只不过是双方博弈的两枚棋子。”

这番话绕来绕去，并没有说明“西藏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只说要解决“西藏问题”，关键是“政治因素”和“国际因素”，似乎暗示“西藏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

所谓“政治问题”，毕先生似乎认为是“管制策略”不当。他建议政府“必须倾听藏人心声，在沟通、协商、劝服、妥协中提升管治水平。以力服人、理服人必须融为一体，单纯依赖其中任何一种（包括制造同意）都是不切实际的。”这话说了等於没说.政府又不是不知道藏人的“心声”，要求达赖喇嘛回家，要求停止攻击达赖喇嘛，要求自由悬挂达赖喇嘛的法相，要求信仰自由，基本人权等等，藏人已经喊了多少年？至於“以理服人”，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合法性，“自古以来”，“解放农奴”，“国家统一”等等，都是“合理化”的说辞，理在哪里？说到“以德服人”，这不是给政府出难题吗？一个早就丧失了道德资源，贪官横行，污吏遍地的政府，以何德去服人？连汉人都服不了，还想服藏人？

关於“国际因素”，除了把“问题”推给“外部干预”外，毕先生总算注意到：“为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与支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不断邀请境外媒体人员赴西藏参观.但遗憾的是，这些记者撰写的报告大多是继续质疑中国政府。相反，‘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断邀请国际人士赴达兰萨拉採访.奇怪的是，这些人士撰写的文章大多是肯定流亡藏人。”──毕先生似乎对此感到困惑。

本来这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现象，它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可是毕先生想到的却是“除了立场、道义、认知等因素外，这其中是否有操作层面的失误？他再次重申他对中国政府的反覆告诫：”在传播实践中技术正确和政治正确同等重要。“

这个现象其实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个中诀窍是：到达兰萨拉的“媒体人员”可以随意採访任何人，可以问任何问题，可以任意发表任何观点和看法。我在那里採访，只需要被访人同意就行了。所有採访都有录音、录影、照片和笔记，被访人会对着镜头说出名字、家乡等。採访之后，写什么、怎么写，全由我自己决定，无需经过任何人审查。如果“境外媒体”在藏区也可以这样自由採访，何需“技术正确”？

“西藏问题”的症结，是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而不是技术层面上的操作问题。

(来源：《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