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巴平措同志：您好！不久前，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关于我的传记在美国出版的消息，梅戈尔斯坦教授也来电话将有关情况告诉了我，并说中国藏研中心的友人告诉他，想译成汉文出版。以上情况，我向人大领导也报过。现将该书有关事项的必要说明及网上的原件和译稿寄给您，请阅参。

据《中国西藏》的有关载文介绍，戈尔斯坦的藏学专著共有15部，论文80多篇，精通藏语文，被称为美国及西方藏学界的“西藏通”。从1985年起，他是首位获准到西藏考察的外国学者，与西藏社会科学院订有一年，三年，七年不等的合作研究项目，经常来藏，深入农村牧区，长期在基层考察。在西方学者中，他的治学态度被认为较为客观公正，是“世界一流的藏学研究专家之一”。中国藏研中心翻译出版的其代表作<<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在其写作过程中采访了79位藏人，并充分引用了我方难得的有关国家的外交，政治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被评委“西藏现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

他是我国有关方面认同的友好人士，其著作在中国是合法出版的。中央统战部主办的机关刊物 <<中国西藏>> 2001年第一期的 《戈尔斯坦与西藏的不解之缘>》与2003年第一期的《重读喇嘛王国的覆灭》一文等，均向国内外广大读者作了基本上肯定的介绍。

在戈尔斯坦多次来华访谈时的这部答问的口述传记里，我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观点和立场来谈的。我的基本观点是：今天，在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宜合不宜分，在严格遵循“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建国基石的前提下，应该切实按照小平同志所说的“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妥善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我的这个观点，不论在党内或党外，国内或国外，众所周知，是始终如一的。

为了汉族老大哥与藏族等55个兄弟民族之间真诚的友好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作为早在四十年代前后就在拉萨等藏区从事革命活动的藏族老共产党人，为了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我在这部传记的最后答问中，直言不讳地谈到了彻底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上，简要地引用了一位约20次进藏，几乎到过所有藏区，了解民情民意并能如实反应问题的汉族作家王力雄撰写的《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一文。同时，我还提了延续三百多年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体制的西藏政府，按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应走上政教分离的问题等。

王力雄的这篇文章，由于立场和观点上的差异，其所谈问题，我不是都同意的。藏传佛教长期渗透和体现在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精神领域，这是基本的客观事实。不顾或轻视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民族文化特点的任何议论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论。问题看其实质，说话说在点子上。这位作家从方方面面，合乎情理地分析论证了其主题，即世代相传不可替代的达赖喇嘛的制度性地位及广泛影响，在藏人心目中的神圣崇高和不容亵渎，因而男女老少如此虔诚信仰，狂热崇拜，广大藏民内心必然所向的真正原因，以及西藏问题应在达赖喇嘛在世时求得解决，不能拖延的严重后果等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多年前，这篇文章被译成英文和藏文，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备受关注，尤其在藏族知识界中影响甚深，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藏人的普遍说法是，他的观点，“既对藏人方面有利，更对汉人方面有利，”从而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

人们认为，尽管目前在残余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影响下，它在社会上尤其是某些民族地区还是敏感的，谨小慎微，得过且过，明哲保身，怕惹事生非的人们所回避和不敢问津的，但它被有思想的知情者公认为是当今西藏，也包括其他所有藏区存在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是不能拖延的，更不能置之不理。只要对国内外局势冷静全面，从长远的战略上思考，任何将问题拖至十四世达赖喇嘛寿终正寝的想法不仅是天真幼稚的而且是不明智，是失策的，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会引起适得其反的后果。以台湾的现实为例，是前车之鉴，如能在蒋经国的国民党执政期间得以解决，就不会有今天陈水扁的民进党的如此麻烦。我们应认真反省深思，引以为戒。

关于西藏问题，小平同志早已明确地对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说过：“除独立外，什么都可以谈。”胡耀邦总书记根据党的彻底否定左倾错误路线的有关决议和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对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明确地说过：“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我们把它忘了，大家向前看，不提了。”根据小平同志所谈的这条重要原则，历代中央领导都按此精神，指令有关部门与达赖喇嘛方面的人士接触和商谈。

达赖喇嘛也曾一再明确表示：“不求藏族的独立，只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并称，一旦建立起藏区统一的，民主的自治政府时，便解散其拥有数以万计的国外藏胞的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他本人“作为比丘，将从此弃政，专事佛教”。这样，延续了三百多年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的西藏旧体制自身也正式宣告解束。由此可见，中央与达赖喇嘛双方的基本观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分歧。中央要国家统一，达赖喇嘛要民族自治，都符合我国宪法和自治法的基本精神。而对藏区统一自治的愿望，早在五十年代，中央及有关领导在原则上也表示过赞同。既然问题的实质并非涉外，纯属内政，那么对此大前提取得共识后，自治的具体形式及步骤，措施等，都应本着兄弟情谊，与有关各方以诚相见，充分研讨，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协商一致。按毛主席 当年在西藏和谈时曾说过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今天，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

国家以安定为贵，民族以和睦为贵。江泽民主席说过：“西藏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安全，涉及到国家的安全；西藏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千百年来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的青，康，藏雪域高原上的藏民，尤其是有文化，有思想，有影响并有社会责任感的藏人，都非常希望中央与达赖喇嘛方面的关系摒弃前嫌，顾全大局，早日和好。这不仅在国内，对占全国总面积1/4多的整个辽阔藏区的安宁以致内地的广大汉族等信佛群众民心的安宁也都是极其有益的。且在国际上，也能极大地减少和避免诸多无谓的麻烦和不断的干扰，并对维护和提高新中国的形象与尊严也至关重要。

总之，一旦达赖喇嘛归国回藏，便会“安内息外”。不仅对国内影响，就连国际化了的所谓“西藏问题”的“西风”因精神领袖安返故土后，从此就会基本平息。这无疑是战略方针上的重大转机。以上所述，是我在这部访谈时口述传记的答问中之所以提到妥善解决好西藏遗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概括性说明。我作为早在四十年代前后，就在拉萨等藏区从事于革命活动的藏族老共产党人；中央与西藏签订著名的“十七条协议”的参与者和历史的见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拉萨先遣部队的5名党委成员中唯一的藏族委员；五十年代，西藏的最高领导机构西藏工委会11名领导成员中唯一的藏族委员。为了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把上述别人不便谈或不敢谈，得过且过或明智保身者所不敢问津的敏感问题，但又事关整个藏区的安宁与发展以及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共存共荣的重大问题，趁此次我的口述传记出版的机会，以一个离休的原全国人大常委身份，坦诚地写信向人大领导作了汇报，并请转中央领导参阅。

拉巴平措同志，中国藏研中心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研究藏族史料的同时，也必然会关注当前藏区存在的问题并如何得到妥善解决，向有关领导献计献策。为此，我把上述戈尔斯坦教授访谈时口述传记的有关事项作了必要说明，以及我在这部传记的答问中之所以提到妥善解决好西藏遗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概括性说明等，也谨供你们阅参。 这部在美国出版的我的传记的问世，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关注，不言而喻，也会引起各种不同的反映，但这正如俗话所说：“是非自有公论，曲直自在人心，”除国际上知名人士的肯定评价外，据读过这部传记定稿的一些国内外的藏人及其他朋友也说，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及其积极作用是肯定的。

撰写任何传记，应客观全面，实事求是，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总之，实情实话，这是关键。

关于藏研中心的友人拟将该书译成汉文出版的问题，我和戈尔斯坦教授也交谈过，都很赞同。该书有三个重要史料作附件，即1946年的《东藏人民自治同盟纲领》，1979年在中央党校《理论增刊》上刊登的《平汪与旅外藏胞回国参观团的谈话》及八十年代初《平汪对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民族部分的几点意见》，原件是由提供的汉文译成英文的。因此，不必再由英文译成汉文。需要时，我可提供汉文原稿。

这封信也请给陈虹同志及有关同志阅参。

顺致

敬礼！

平措汪杰(平汪)

2004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