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5日，应十四世达赖喇嘛之请,西藏流亡议会通过决议，同意达赖喇嘛退出政坛、只当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而将以达赖喇嘛的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的行政首长。

运行了四个世纪的政教合一、由达赖喇嘛同时担任政、教两界领袖的达赖喇嘛制度，就这样顺畅转型，波澜不惊。如此重大的政治改革和宗教改革，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引导下随缘而得、水到渠成，功德圆满的达赖喇嘛对中共执政当局有莫大之启示。此文就其荦荦大端，揭示两点。其一，秉承开放心灵与时俱进，融入人类主流文明；其二，依照天下为公之古训与造福人间之慈悲情怀，行宪政民主之大道。

秉承开放心灵与时俱进，融入人类主流文明

在中共史学上，有“和平解放西藏”一说。就中共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人类社会五阶段论而言，此说似乎中规中矩。按照中共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历史框架，中共进藏之前的西藏属于“封建社会”，自命代表共产主义更高级文明的中共，自然可以居高临下去“解放”西藏。但是，从严格的比较政治学角度来审视，如果说当年中华民国本部所实行的打了折扣的资本主义及共和政制，比诸于西藏的封建社会及政教合一的政制尚称勉强先进的话，那么，中共所建立的极权主义社会及极权主义政制（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是一种借尸还魂式的历史倒退，并无多少先进可言。

就在中共建立全国政权的前一年，联合国制定、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将普世人权确定为人类文明的共同基础，宣告“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序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一条）“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第二条）。以这一宣言的发布为标志的世界“人权革命”，是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从此，人权不再是某些特定社会阶层或某些特定族群的专利，而是世界每一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的权利。而且，《世界人权宣言》还将人权与民主结合起来，将民主和法治视为内在与人权的政治法律框架：“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第二十九条）。

在普世人权观念及其相应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全世界的殖民主义统治被彻底颠覆、种族主义成为过街老鼠、专制主义政权一拨接一拨被淘汰 。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中共领导人沉迷于极权主义统治的时候，悟性极高的达赖喇嘛就已深刻领悟到时代潮流的变动，迅速确立起对自由民主的信仰。1950年，年方十六岁的达赖喇嘛提前两年于危难之中亲政，并一度避难印度。达赖喇嘛与英国、美国、印度等民主国家的密切联系，也有助于他对民主观念和民主政治的学习和了解。初握权柄，达赖喇嘛便成立了“改革局”，试图依照法治精神对西藏政治实行局部改革，但随就因西藏的“和平解放”而搁浅。

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流亡，离开青藏高原上的布达拉宫圣殿，走进异国他乡的达兰萨拉低谷。这场奇灾异难，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达赖喇嘛临危不惧，带领流亡藏人在危难之中张开双臂拥抱人类主流文明，走向民主、走向现代性。现代性是不同于中世纪的社会特性，是从中世纪社会现代社会转型所形成的成果，基本内容包括世俗化的国家与社会生活、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以自由竞争为基本规则的市场经济、以议会制度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以人人平等和个人权利至上为基本原则的现代法律框架，等等。从西藏走向世界的流亡藏人，在经济生活中告别了高原游牧生活，而迅速与现代农业、现代商业及现代工业文明融为一体。在政治生活上也逐步告别政教合一的僧侣政权而向宪政民主转型。

1960年3月，达赖喇嘛向藏人宣布将在藏人社会实行民主政治。经过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并选出民选议会代表，第一届西藏流亡议会1960年9月2日在达兰萨拉正式成立，任期五年。（流亡藏人后来郑重其事地将9月2日定为“民主节”。“西藏人民议会”实行比例代表制，由普选产生。卫藏区、安多区、康区这“西藏三区”各选出十名议员，其中女议员不得少于两位；西藏佛教四大门派及西藏本土宗教本波教各选出两名议员；居住在欧洲的藏人选出两名议员，居住在北美的藏人选出一名议员；另外三个议员名额留给达赖喇嘛从科、教、文或社区服务领域任命。）制定民主宪宪法的工作也密锣紧鼓地进行。1961年10月10日，西藏流亡议会颁布《西藏宪法草案纲领》。(达赖喇嘛加入一条规定，只要国民大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就可以解除达赖喇嘛职权。)依据这一纲领，西藏流亡议会制定了《未来西藏民主宪法草案》，于1963年3月10日颁布。这部宪草经过长期的讨论和修订，定为《流亡藏人宪章》于1991年6月14日由西藏流亡议会通过并颁布，制宪工作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原来由达赖喇嘛任命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于1990年5月集体辞职，并经议会选举产生新的内阁。随后，议会又根据达赖喇嘛的提议修改宪章，将最高行政长官的产生从议会选举改为流亡藏人直接选举。2001年9月5日，由流亡藏人直选产生了政府首席部长（噶伦赤巴）所组成的第一届民选内阁（噶厦）宣誓就职。内阁当然也是与议会一样任期五年，迄今已进行三轮首席部长直选。

流亡藏人建设民主政治、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伟大事业，随着达赖喇嘛退出政坛而完成。达赖喇嘛退出政坛,是达赖喇嘛制度的一次根本性民主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世达赖喇嘛1447就位的时候，本来就只是宗教领袖。为了结束西藏当时的分裂状态，第五世达赖喇嘛1642年获得“法王”称号，同时行使政治权力，成为西藏王国至高无上的政教两界领袖。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几百年间为西藏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起源于十七世纪的政教合一制度，在当今世界已不合时宜。达赖喇嘛高瞻远瞩，顺应时代潮流、自愿放弃这一职务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并由西藏流亡议会通过民主程序确认这一政治变革，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达赖喇嘛这一壮举，使流亡藏人在政治上完全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

中共宣称“解放西藏”，但1949年以后中共在中国所建立的政治，是比国民党党国更为专制的党国，是比中国及西藏中世纪的王权专制更为严密和严厉的党权专制。起初，中共狂妄地宣称它建立了比主流文明国家的民主制度更为高级的民主制度。在统治中国三十年之后，中共又回过头来说，中国的条件太落后、中国人民的素质太低，没有条件实行主流文明国家的民主制度。即使我们承认中共的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降低了中国人民的素质，但是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没有实证依据来证明当今的中华民族比三个世纪以前的英吉利、美利坚、法兰西诸民族还要落后，比已经完成宪政民主转型的韩国、泰国、蒙古、哥萨克斯坦、印度、埃及等等地方的民族都要落后。实际上，当今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唯一障碍，正是中共统治集团不愿放弃专制权力，而根本不是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或中国人民的低素质。如果中共统治集团也象达赖喇嘛那样以开放心灵拥抱人类主流文明，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便只是举手之劳。“吾欲仁，斯仁至矣”！

慈悲为怀，行宪政民主之大道

其实，除了专制统治者的不开化和冥顽不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宪政民主的资源实在非常丰富。儒家的天下为公、恻隐之心和中庸之道，道家的道法自然、率性自由和无为而治，佛教的众生平等、宽忍精神和大慈大悲，都有助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本价值的民主政治。更何况文化本身就具有流动性和可变性，各个民族文化中不利人权民主的成分，也会顺应时代潮流而变化。

达赖喇嘛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人权与民主，固然是基于对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的深刻领悟，但也得益于佛教教义与自由民主的亲缘关系，以及他本人依照佛教教义修行而得的从善如流的德性。民主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平等，就在于在政治层面落实每个公民天赋平等的自然权利和权力。在各种宗教之中，佛教的平等思想最为彻底。佛教是无神教，连神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消弭于无形之中。实际上,佛教本身就是产生于对等级专制制度的反抗。佛陀释迦牟尼所生活的古印度，是至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社会人群被严格划定为四个种姓，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等级，各个种姓和等级的权利、义务甚至职业都有硬性规定。释迦牟尼身为太子，却彻底摆脱既得利益和等级观念的束缚，创立以众生平等和慈悲之道为基本教义的佛教，弘扬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思想。佛教的戒律和修行方式，遵循自主自愿而不强制的原则，符合自由理念。佛教所定之戒律，都是拿来约束自己而非强制别人；佛教依靠守戒自律来防非止恶，严戒强制或侵犯他人；无论是断除我见或寂灭欲望，佛教都是建立在个体自主选择的原则之上，尊重众生自由选择的权利。佛陀释迦牟尼当初在印度传道时，就广泛地将平等、自由理念付诸实践。他直接挑战种姓制度，准许“贱民”在其座下出家,甚至证成罗汉果位与菩萨果位；他也高度尊重弟子的自觉性与僧团的自主性，在僧团之中他只是做为精神上的导师、传道解惑，僧团的管理事务则都交给僧众公决。

达赖喇嘛深得佛陀释迦牟尼之真传，将人权民主时代的时代精神融会贯通的佛教教义之中。他审时度势，将维护人权、民主政治和宗教和谐确定为他对世界的三大承诺，秉承大慈大悲，既救世救难，也挑战自我，为人权民主事业的进步而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力。佛家的慈悲之道，既是解决西藏问题的精神力量，也是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精神资源。按照中国现代佛教大师圆瑛的通俗解释，“慈者与人之乐；悲者拔人之苦”。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一样，其主流一直是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不是追慕和标榜玄妙神奇，而是在人间日常行为中宣示和落实佛教的智慧、善法和戒律；认定诸佛皆在人间、成佛不在天国，明心见性就是佛。难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国学大师梁启超盛赞佛教为“智信”而非“迷信”。达赖喇嘛弘扬的佛教慈悲之道，获得世人越来越多的认同。他在全球各地广受欢迎和爱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关键就在于他虽长期处于流亡逆境也一直以天下苍生为念、推广和平精神和非暴力原则。为了消弭汉藏冲突、避免流血牺牲，增进藏、汉两种及中国其它兄弟民族的福祉，达赖喇嘛果断地提出既符合佛教慈悲之道也符合儒家中庸之道的“中间道路”，主动放弃争取西藏独立的民族自决权利，将目标调整为争取藏人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且通过磋商、辩论和议会表决等民主程序将“中间道路”确定为西藏流亡政府的大政方针。

达赖喇嘛主动让权让利的智慧，与中共当局严厉打压中国人民的人权民主诉求而疯狂地维护专制权力的蒙昧，真有天壤之别。二十世纪以来阻击人权与民主浪潮，最成功的是打着民主旗号以假乱真的共产党政权。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共产主义世界民主化的“苏东波”，在世界范围内宣告了共产主义时代的终结，共产主义政权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一个选项。在“苏东波”之后得以幸存的几个共产党政权，或者成为臭气熏天的政治僵尸，或者借助资本主义的血液和活力而苟延残喘。中国部分采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短短三十年内就使国民经济彻底改观、成就非凡。但是，由于中共当局顽固地将现代人类主流文明所创造的宪政民主拒于国门之外，使中国公正缺失、贪腐成风、冤屈遍地、道德沦丧、生态破坏等种种败象触目惊心。

《世界人权宣言》发布之前的1947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还只是不足三分之一的少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已是超过三分之二的大多数。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落后野蛮状态，国人实在于心不忍。世界“人权革命”的浪潮，仍在势不可挡地在全球奔涌。处于中华民族边缘野地的台湾、西藏等地族群，率先拥抱了宪政民主。“礼失求诸野”，中原大地顺天应人而融入宪政民主的人类主流文明，时不我待。大慈大悲、大贤大圣的达赖喇嘛,根本不需要民众的压力就主动让权，作出了光辉榜样。中共当局何必抱残守缺、负隅顽抗，徒增孽业及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代价？

（来源：博讯）